失业男子为求职 持刀袭击宗庆后“求面试”
杨在出租屋里,他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拍照时又担心别人认出他的身份。
杨写了封信给宗庆后这是草稿。南都记者 王世宇 摄
“宗总别动。”9月13日,杭州,跟踪宗庆后几个月后,杨决定找这位中国前首富“谈一谈”,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回忆当天早晨见面的场景:电梯门刚刚打开,他的刀对准了宗庆后。
“遇袭”
49岁的杨记得,那天凌晨5点多他就出门了,隔壁的室友还在睡觉。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地址,司机就载着他直奔钱塘江边的一个高档小区。
他没有穿外套,将一把水果刀别在牛仔裤的口袋里,这是春节时买来切西瓜用的,长约30厘米,黑色的塑料把柄。他的T恤衫遮下来,将那把刀盖住。
他说自己当时“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将计划付诸实施,“已经想好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但在路上,他又产生动摇,“我一直在思想斗争,以前好几次见到他,都没有拔出刀来。”他说,如果真的要受惩罚,那也没办法,当时一门心思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出租车停在了这个高档小区的门口,花了近20元,踏步走进小区时,保安没有阻拦他,甚至对他客气地说“你好”。
杨自称已经进进出出这个小区10余次了,每次都带着刀。他的头发从中分开,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像样的蓝黄相间的美津浓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鞋子也很干净。
他说,“保安把我当成业主了”。
这个时间,住在小区内的宗庆后准备出门。他是娃哈哈饮料帝国的缔造者,前中国首富,也是杨要找的人。
两人遭遇之后,一条关于宗庆后当天早晨被人“刺伤”的消息最早由港媒披露。媒体陆续报道了这个信息,发生“袭击”的地点就在宗庆后居住的拥有管家式服务的小区内。人们开始注意到,这名超级富豪没有随身配保镖的习惯。
警察对这起伤害事件展开了调查,他们当天下午找到了杨,先将他刑拘,并询问了杨的房东以及他的家人。
坊间有人将这次伤害归结于宗庆后商业上的对手。他作风强硬,在商场惹人争议。又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起抢劫案,杨还有其他同伙。
杭州警方小心翼翼地披露案情,事件直到发生五天后才被澄清。关于这天早晨的遭遇,宗庆后在感谢外界的关心时将其形容成一次意外,但没有更多的描述。南都记者通过娃哈哈的新闻发言人提出采访请求,没有获得回应。
警方提供的说法是宗庆后左手两根手指肌腱受伤,犯罪嫌疑人“于今年上半年借了3万元来到杭州找工作,因年纪较大,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想得到宗庆后的援助,便到宗的住处寻找宗,“因未如愿,于是实施了违法行为”。
“很孤独”
现在,杨住在苏州十全街的出租屋里,靠近苏州大学。他的头发在理发店染成淡淡的黄色,掩盖日益增长的年龄。他看起来没有49岁,显得更年轻一些,在屋子里不停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我没想伤害宗庆后,就是想吓住他,让他听我讲话。”他否认故意刺伤宗庆后,说自己还没来得及说话,宗看到他持刀就开始本能抵挡,“手不小心碰到了刀刃上”。
杨被刑事拘留后转为行政拘留,15天后获释。事情发生近两个月后,他决定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他行事谨慎,在电话中最初自称是张先生,见面后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姓杨,但要求保密名字。
最初,他以为接受独家采访可能获得一笔报酬,尽管他写信给宗庆后,承诺不接受媒体采访,放弃那“一点点的利益”。但他又寄望媒体的报道能给他带来工作。
杨告诉记者,当宗庆后受伤后,他就带着刀子逃出了小区,打车重又回到杭州的出租屋里。“事情没办法谈了”,他说回来后感觉身心疲惫,紧张,想去自首。又想,“我叫一辆黑车到一个小镇,再换一辆黑车肯定能跑掉。”但他没有跑,“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他全身是汗,就先洗了一个澡,躺在了床上。
下午3点多,警察就来敲门。他当时正在屋子里睡觉,“知道警察迟早会上门,但没想到这么快”。他向门外喊,“不要急,我先穿衣服。”
杨的小房间面积约6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笔记本电脑。空间狭小,闷热,他躺在床上只能盯着天花板。
这是位于甬江路与秋涛路口的一个高层住宅楼,房间在19楼,房东将房子区隔成5小间对外出租,他租了其中的一间,每个月700元。
虽然杨在这里已经住了半年,同租的邻居们仍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很少沟通,只是偶尔打个照面。杨称自己在杭州也没有其他朋友,平时很少出门,一般关在屋子里。
在杨自述的版本里,他是一个失败的商人,失败的丈夫、父亲、儿子。2013年初,他带着近3万元钱来到杭州时,是为了躲避欠下的几十万元的债。早年他炒股遭遇1993年股灾,后来经商再次受挫,工作先后换了很多,广告,装窗帘,影楼,LE D灯工程。他孑然一身,两任妻子先后离开了他,第一任妻子带走了孩子。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经济上的失败。
杨的父亲不满儿子没有留住孙子,指责他是个赌徒,而杨则辩称赌博是凑数的,他当时正在开一家棋牌室。
“无家可归”的杨先去了南京投奔亲戚,等他最后住进杭州的出租房时,尝试找工作,但没人愿意提供面试机会。他又承认,他并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招聘会,只在网上查看招聘信息,他不知道杭州的人才市场在哪,一直闷在房子里,靠抽烟排解郁闷。“很孤独,就在一个房间里呆了半年多”,他抱怨就业市场并不欢迎他这样的4050人员。
但邻居发现,杨经常半夜不睡觉,在玩扑克牌游戏,或者看电视剧。另一个室友提起,在一次网线断掉之后,他出来后表示生气,称耽误赚几百元钱,“他可能是玩游戏赚钱的”。
杨则解释上网是为了摆脱苦闷,他仍在留意工作的机会,却一无所获。他感觉自己失落、压抑,人生跌入低谷,经常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湖边上散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觉到了恐慌,“我有危机感啊,我该怎么办?”
“我需要一份稳定点的工作,要为将来打算。”他想,自己的岁数体力活是干不成了,但可以跑业务和沟通的工作,他要吃饭,还要攒一笔钱,至于欠下的债暂时不能考虑太多,“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人”。
在9月13日之前三四个月的某一天,他发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直根植他的头脑里面,到后来他觉得这可能是他在杭州唯一的机会了——— 他见到了宗庆后。
跟踪
杨记不清楚那一天的具体日期了,“那天心情不好。”他说,夜里10点多,他走在清泰路立交桥上,到西湖还有一段距离。路过杭州娃哈哈的总部时,他发现一个办公室亮着黄色的灯光。
“我觉得那可能是宗庆后的办公室。”杨说自己是宗庆后的崇拜者,经验告诉他,老板的办公室多是黄色的灯,和其他办公室的灯光不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在桥上等了近半个小时。不久,一辆奔驰车停在了娃哈哈总部的门口,很快他看到那间办公室的灯灭了,一个人走了出来。
宗庆后。杨认出了这位以勤奋著称的超级富豪。他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见过他,宗接受崔永元访问,他们谈论农民工就业,现场解决了两个人的就业问题。
这次偶然的事情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为此“不断地思想斗争”。他对警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他希望为宗庆后工作,但是必须先见面,他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就是年纪太大,需要机会。
在那间狭窄的出租屋里,杨在网上搜集有关宗庆后的信息。新闻报道中他生活规律、简朴,每天很早起床,7点就去上班,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杨开始实施跟踪。几天后的一天夜里,他见到奔驰车停在娃哈哈总部门口后,雇了一辆出租车,在解放路上等着,奔驰车拐了出来,他一直跟踪到宗居住的小区。
杨把宗庆后形容成一个成功的大人物,“我跟他没法比”。他说,如果直接跑过去,“他理都不会理我,怎么像个精神病似的,别人都不认识你,谁来跟你谈?”
他自认为这将是见到宗庆后的一个问题,“需要拿把刀。”他说,自己当时想,先镇住对方,吓住他以后就能跟他说话了,“等我把话说完,他愿不愿意安排工作是他的事情,我再赔礼道歉。”他否认持刀是想抢劫,或者报复。
杨如此形容自己在想法萌生后长达三四个月里的纠结:他带着那把水果刀,在一些天清晨的五六点钟,先后十余次进入那个高档小区,在宗居住的高层住宅楼下等待。
这是个富丽堂皇的大堂,有沙发和干净豪华的洗手间。他有时候在电梯口徘徊,在沙发上坐一会。他想着和宗庆后的遭遇,有时候他又跑到大堂的外面。
他说,这个时候他犹豫不决:如果见到宗庆后,要不要掏出刀来?他多次目睹宗庆后从电梯内走出来,但都没有走上去。“我下不了决心。”他有时候看到他下来,上去,再马上下来。他站在电梯前,看到电梯下行,他马上拉开一个边门,跑到大堂的外面躲起来,看着宗走出去。“我就知道是他,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他迟迟没有勇气迎上去。
后来,他“仍没有找到其他工作机会”。9月13日清晨,他“一定要找宗庆后谈一谈了”。凌晨6点多,他在电梯口等待,看到电梯的数字停在“5”的位置,他知道,那位富豪即将下楼。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并放在了胸前的位置。
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说:“宗总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