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造巨额假币被判死刑：生又何欢 死又何惧

　　现在制作假币的电子设备操作越来越简单，效果也越来越逼真，不法分子也呈现年轻化、智能化趋势

　 　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广东省警方捣毁了两个特大伪造货币窝点，缴获2005年版第五套100元面额假人民币2.1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警方在窝点现场收缴假币量最多、印刷设备最多、团伙成员最多的一起假币案件。

　　货币从来都是造假的重灾区。制售假币，就像一个噬血的幽灵，不仅干扰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坏社会信用体系，更侵蚀国民经济的健康肌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毒瘤。

　　9月17日，广东省公安厅以惠州为主战场，组织汕尾、深圳、广州、汕头、揭阳等地公安机关联合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捣毁分别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和仲恺区的特大伪造货币窝点两个，缴获2005年版第五套100元面额假人民币2.1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所幸，生产的假币无一流入社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警方在窝点现场收缴假币量最多、印刷设备最多、团伙成员最多的一起假币案件。

　　货币从来都是造假的重灾区。自从货币诞生，假币就与真币一同出现在流通的各个环节。从一元硬币至百元大钞，打击假币与制售假币的战斗从未停止。

　　一般来说，假币流通的泛滥会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甚至酿成经济和社会危机。制售假币，就像一个噬血的幽灵，以非法手段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坏社会信用体系，损害群众利益，侵蚀着国民经济的健康肌体，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毒瘤。

　　制假币“历史悠久”

　　早在人类使用贝壳和其他自然产品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工具的时代，精明的造假者就已经用种种别出心裁的技巧，伪造出足以乱真的流通工具。

　　人类一直不乏伪造货币的技术和新鲜创意，在17世纪的美国，珍珠曾一度作为货币流通，当地印第安人就将白色的珍珠染成更为值钱的黑珍珠。

　　如今，不法分子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造假币的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办案人员查获的假币数量亦随之增加。

　　1.67亿元假币——这是广东省东莞市史上涉案金额最多的假币案，主犯叫肖桂宏。

　　2009年8月中旬，肖桂宏等人招募了多名印刷工人，开始正式印制假币。2010年9月3日，肖桂宏等人成功制造出一批2005年版100元面额的假币，总面额达到5600万元，并成功售出。肖桂宏团伙第一次“买卖”获利180万元。这个16人的制售假币团伙有兄弟，有母子，有夫妻。

　　首批假币售出并获取暴利，肖桂宏等人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再设立一个制假窝点，专门负责假币的烫金程序。据法院统计，此案涉案的假币共3笔，分别为5600万元、1.109715亿元和278.5万元，总计1.697565亿元。

　　2011年1月25日，此案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6名被告人中，几乎只有肖桂宏对检方指控“照单全收”，回答问题时不紧不慢，泰然自若。在其他被告人落泪忏悔时，肖桂宏多次淡定地微笑示人。

　　在16名被告人中，有9人被认定是主犯，其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主犯肖桂宏被判死刑。

　　肖桂宏对媒体说，“所谓生又何欢，死又何惧。只要你想通人生，就能面对人生”。

　　在我国，制造假币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宋朝发行纸币开始。

　　在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起获假币相当于现在的30万元，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

　　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吴友文所造假钞远至江淮、燕蓟一带，他本人也以伪钞致富，豢养打手，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百元大钞”如雪花

　　在广东警方破获的2.1亿元假币案现场，办案人员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当时，两生产线正在同时开工，4名技术工人手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油墨。现场一片热火朝天赶工的场景。墙角，方便面、王老吉、红牛等方便速食储备充裕。”

　　见到突然进来的警察，现场制假工人四处逃窜，有人仓皇逃窜翻墙出去，不料掉到了臭水沟里。面对警察，技术工人举着沾满红色油墨的两手狡辩：“我只是打杂的，不关我事……”

　　在另一处制假窝点，为毁灭证据技术员慌乱之中将胶版扔出屋外，但很快就被警方起获。

　　警方很快控制住现场。没想到，还等来了不甘心被查而自投罗网的犯罪嫌疑人。一名团伙成员开车返回窝点，正在工厂门口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时，被警察当场抓获。

　　去年12月30日凌晨，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葵潭镇一个附近荒无人烟的砖厂，突然被上百警力包围。当警方破门而入时，看到的并不是窑炉烧砖的场面，而是一张张从印刷机里如雪花般飞出来的“百元大钞”。

　　警方现场缴获假人民币1.3亿元，抓获罗某华等7名犯罪嫌疑人。揭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金融大队大队长林永忠说：“这些假币已是成品，如果再晚一个星期，上亿元假币可能就会流向社会。”

　　办案人员介绍，广东一些地方制造假币“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易成为不法分子集中造假的据点。仅2014年，广东省就捣毁12个制造假币窝点，缴获假币2.92亿元，破获相关案件64宗，抓捕11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绝大多数制造假币犯罪出现在粤东地区。

　　广东省粤东地区汕尾陆丰、揭阳惠来假币屡打不绝，茂名籍人员流窜性制贩假币活动时有发生。珠三角地区因地理、交通、人流、物流、资金流汇集等原因，成为假币贩卖的集散地。

　　同时，外省假币买家活跃，假币需求量较大。2015年以来，广东警方连续侦破的多起贩卖假币案件，均是外省买家到该省境内购买假币。

　　如2014年年底，湖南省公安机关在湘粤交界处捣毁4个假币窝点，均是广东沿海提供假钞半成品，转运到湖南偏僻山区雇村民二次加工，然后再往四川、重庆等地销赃。

　　严打形势下，假币货源减少，造成假币价格上涨。目前，每张100元面额假币从窝点出售价格由原来的3元到4元上升至10元。

　　 制作假币会上瘾

　　假币真正泛滥起来，是在纸币大规模流通后。因为造假纸币的成本比伪造金属货币要低得多，而且更加不容易被识破。在所有国家，伪造货币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几乎所有被抓捕的伪造者都要被处以极刑。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惩罚此类金融犯罪都十分严厉，但利之所在，人皆趋焉。清朝法律严禁私自铸钱，为首者和工匠要斩首，财产要被没收；同伙者、知情者、买卖使用者，管理100户的村民小组长(甲长)与地方官知情者，分别要斩首，举报者赏银50两(约现在的两万元)。其知情者分利与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减罪一等，打100棍，流放三千里。

　　不法分子都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是违法的，因此，他们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们在窝点选址等过程中精心策划，妄图逃避打击。在选取印制假币地点时煞费苦心，选取周边环境复杂、来往行人不多、非常隐蔽、不易被发现的五金厂、废品收购站等设立印制窝点，窝点外设有配备对讲机的暗哨，有专人进行盯守，在进入窝点的路口安装了摄像头进行24小时监控，进入窝点及返回住地经常有意舍近求远，确定没有问题才进入窝点或者回到住地。

　　2014年6月27日凌晨，在广东省普宁市假币案收网现场，该“印钞厂”车间极其隐蔽，执法警员连破6道门之后，方才进到车间。

　　为了掩盖印钞机开动的巨大声响，这些假币制造窝点还专门设置了隔音设备。

　　由于这是高风险的“行当”，制作假币的收入也很高。“这批货全部印制完，5名工人可以拿到90万元。开工之前，老板已经先给了50万元定金了。”据落网的技术员邓某交代，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他一个人就可拿到30万元。

　　再如揭阳的假币案中，犯罪嫌疑人熊某祥、罗某华长期住在汕头市，没有正常的合法收入来源，却能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挥霍，“连制假币的印刷‘工人’,在假币窝点开工一天就拿近1万元的工资”。

　　办案人员说，做假币的人就像吸了毒一样，根本离不开、做久会上瘾，有些因为做假币被判刑的罪犯，服刑多年后出狱却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假币犯罪。

　　在制造假币的路上，不少人“前赴后继”，更有不少奇葩事。

　　在上述2.1亿元假币案中，之所以将窝点设在惠州，是老板朱某、李某等依照当地风俗，找到民间“大师”问卦推算出来的“风水宝地”。

　　然而，“风水宝地”却没能罩住他们。

　　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有三名男子合伙制造假币赚钱，他们不造假百元大钞，只假造1元硬币。临沂费县公安机关在这起制贩假币案中，缴获假币共四千多枚，全部是1元硬币。

　　36岁的钱某是兰陵县的一名农民，在上海做生意失败后，拉拢堂弟钱某和朋友许某合伙造假币。钱某发现，上海有制造游戏机币的机器，认定这个机器就可以制造假币。

　　三人将机器和原料买到手后，就开始大量生产1元假硬币，原本计划大赚一笔，可假币造出来三人傻眼了——投入18万元成本，只造出了16万多枚硬币，亏了近两万多元。

　　祸害无穷亟须严惩

　　对于假币的危害，不法分子都不以为然，甚至可以说无知者无畏。

　　肖桂宏就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对犯罪事实认定没有意见，不过我觉得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没他们(法官)想象的那么大。”

　　业内人士认为，假币是经济运行中的毒瘤，既扰乱金融秩序和货币市场，又会给老百姓造成直接损失。

　　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桩假币案为例。

　　1903年2月4日，上海一钱庄伙计持通商银行钞票去兑换，发现有几张10元的假币。

　　第二天，通商银行检查自己的钞票时又发现了几张10元和5元的假币，当场将其撕破并盖上“假币”戳记，同时将假币及假币的辨别方法张贴于外，以帮助人们辨别真伪。

　　消息传出，“市中大闹”。钱庄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钞票，市民争先恐后地去兑换现银。上海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挤兑风潮。租界巡捕不得不动用消防水龙维持秩序。

　　在北京得知消息的通商银行创始人、大股东盛宣怀一边吩咐随到随兑，一边向其他银行寻求帮助。通商银行以库存金银作抵押，一次就向汇丰银行换得70万两现银。

　　2月6日，汇丰银行发现一日本人持4000元通商银行假币来兑换，迅速报警。经审讯得知，此人叫中井义之助，与其他几个日本浪人在大阪郊区一处民房里印制假币，然后运到上海通过日本商社流入市场。他们以为中国人不懂假币，没想到这么快就落网被捕。

　　在中国驻日使馆的强烈要求下，日本警察逮捕了中井义之助的其他同伙，并销毁了制假机器及假币。但因日本“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这桩假币案给中国通商银行打击重大，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万两；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万两。通商银行在中国的“威风”迅速扫地。

　　如果不严厉打击，假币泛滥还会造成通货膨胀。1991年索马里政权倒台后，其整个银行系统随之崩溃，假币也因此泛滥。由于中央银行已不再印制纸币，投资商及军阀势力在加拿大和东南亚一带自行印制新先令并运回国内使用。世界银行估计，该国流通的80%货币都是假币或再版币。在索马里，500先令仅能喝一杯茶。2007年，索马里先令对美元的汇率为1387.77:1。

　　制贩售假币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现在制作假币的电子设备操作越来越简单，效果也越来越逼真，不法分子也呈现年轻化、智能化趋势。

　　面对“假币嚣张”的态势，办案人员认为，打击制贩假币犯罪既要增强情报信息“撒网捕鱼”，严惩不贷，更要推动重点整治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普法进行标本兼治，祛除滋生假币犯罪的社会土壤。(记者　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