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磊：疑罪从无，法治社会应具更高“容错率”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被告人陈华章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经济损失178142.8元，这是典型的疑罪从无的判决。（中新网7月21日）

　　囿于侦查理念的落后、取证能力的不足以及勘查、检测专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之对于口供的盲目崇拜，让不少非法证据进入证据体系，以往这种“侦查为中心”的模式难免泥沙俱下，特别面对疑难案件更是如此。

　　而长期“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指导，无疑违背了侦查的客观规律，在疑难案件的处置上，司法天平更倾向于“疑罪从有”，这种强行、人为超过正常侦破率的基数，随着长期的侦查实践，难免形成一种错误累积，这种错误累积在“疑罪从无”的司法转变下，更不免形成“翻案”、“逆转”的井喷。

　　由此，我们需要肯定这种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观念转变背后的法治进步，更需从司法的自我否定、强化内省中阅读出法治精神的担当和勇气。结合个案而言，湘潭大学“情杀案”中当地法院能够最终坚持“疑罪从无”，判决曾爱云无罪，我们就需予充分肯定。

　　法治社会应具更高的司法“容错率”，这种“容错率”并不代表为司法中出现的问题而开脱，也不代表对错案的回避或者遮掩，这种“容错率”意味着我们社会需要直面侦破的客观规律，并承担由于证据不足、由于非法证据排除等等而导致疑犯法外逍遥的社会风险，承受案件无法侦破带来的舆论压力。而这，恰是回归司法规律的必然，也是法治社会前行难以避免的阵痛。

　　当然，更高“容错率”并不代表发生更多的错误，而是指更能容纳小因素对体系运行影响的可能性，结合司法体系而言，就是指更能包容案件纠偏的心态，更能承担基于刑事侦查破案率回归导致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而减少部分疑难案件所带来对整个司法体系，整个司法公信力的冲击。

　　而这种构建，首先就是理念和思想的转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这昭示着我们刑事理念、证据意识的转变。而全国法院系统更是将这种理念转变实践在主动应对，依法纠错当中，仅2014年，各级法院便依法宣告778名被告人无罪，数字的背后无疑需要法治精神的勇气和担当。

　　更高的司法“容错率”的构建，配套机制最为关键，是实践理念和思想转变的基石，它落实于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机制转型，实践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多方位排除基础上，转变在证据为核心的侦查模式中，我们相信这些逐渐完善的制度保障，能够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发生，而在这种理念转变和机制支撑中，人民群众必然能够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