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主题征文|第五篇：面对疫情，我们需要塑造正面的“集体记忆”

喻厚伟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20世纪20年代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首次明确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这些以“教义”“符号”“意义”等形式出现的集体记忆可以反映社会观念，甚至影响道德取向和价值选择。因为是“记忆”，显然它应该是对于“过去”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认识总和，而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对事件本身进行必要的思考，既有利于当下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助于在这个事件成为“记忆”后，为人们塑造一个更全面、更科学、更理性的“集体记忆”，从而为人们在今后的社会实践和价值选择过程中，提供一些更有意义“集体记忆”符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全国甚至世界性的广泛关注。中央、地方，党委、政府，社会、民众，无一例外地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所影响，这场疫情也必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塑造这一“集体记忆”，因为它可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或丧失其连贯性和整体性，或在社会观念碰撞下与主流价值发生偏差和扭曲，也可能在“记忆”传承过程中被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歪曲，甚至，以此来攻击我们的党、国家和政府。

塑造正确的新冠肺炎疫情“集体记忆”，首先要求党和政府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要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这些风险除了人们熟知的金融、信息、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突出挑战。面对这一疫情，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生命财产上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对于党和国家强有力的管控手段，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需要暂时作出必要的调整，而有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人员机械地贯彻政策，缺乏“人文关怀”，从而导致了一些群众对于疫情管控和疫情影响产生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如果随意在网络空间中散播，特别是如果被敌对分子加以利用，就会对社会整体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也会对将来疫情“集体记忆”的塑造带来负面因素。因此，打赢疫情防控战，塑造正面疫情“集体记忆”首先要打赢舆论引导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特别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宣传报道中要更多地强信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暖人心，在社会舆论中务必聚民心，宣传好抗疫政策，讲好抗疫故事。

其次，塑造正确的新冠肺炎“集体记忆”，可以运用一定的活动和形式，通过增强这些活动的仪式感来建构符合国家意志、民族利益和核心价值的“集体记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个体记忆是相对容易被删改、增减的，不是每个个体记忆都会被原封不动的完整保留，而“集体记忆”是对过去历史材料的一种整体认识，过去的历史材料中，越是明确的历史事件，越是具有仪式的纪念活动，就越难以在“集体记忆”中被篡改和重塑，这也为我们将来的“集体记忆”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物质载体。比如，我们可以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英雄模范给予隆重的表彰，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牺牲的战士给予高规格的纪念，对在疫情中丧生和失去亲人的民众给予真诚的哀悼，在整个活动中，增加仪式感，通过庄严隆重的形式来记录这段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来铭记党和国家在这次防疫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来传承这次疫情给全社会带来的反思。

再次，塑造正确的新冠肺炎“集体记忆”，还需要注重家庭在道德教化和记忆传承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集体记忆”的建构除了运用仪式和活动作为载体之外，还应重视家庭教育在其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一段时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快，特别是由于青年人和父母、祖父母获得信息的渠道、宽度和广度都不尽相同，因而在一些家庭，相互之间“口口相传”的经历和记忆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而在这场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放下工作、陪伴家人，不仅有利于家风家教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传承，也使得家庭成为讨论疫情、展望生活的最重要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父母可以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来引导少年、青年对于此次疫情的整体认识和价值判断，让青少年在日常的情感交流中，对疫情形成正面的个人记忆，从而为整个社会“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正面的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已经发生，我们当然要去反思它的形成原因，从中吸取教训。然而，除了反思它的成因之外，我们当下更重要的是尽可能让人们在这次疫情中，重新审视生活、抚平不幸，同时记住美好。在将来，希望人们能够保持正面而温暖的态度来回忆这次历史事件。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