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胡耀邦“百日维新”失败之谜

　　1975年，胡耀邦复出工作，担任中科院的领导人。对于这一段经历，胡耀邦曾回忆说，他在中科院主持的整顿工作是一次“百日维新”，要想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胡耀邦起草《汇报提纲》

　　1975年，经请示毛主席后，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整顿中国科学院。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要着力阐明的是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导致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去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惟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地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