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小政府”：让富人出钱养官 让地方出钱养兵

　　原标题：盛唐的“小政府”：让富人出钱养官 让地方出钱养兵

　　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和国家一统,促进了工商业和经济的繁荣。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若将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在千年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阶段。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建树便是科举制。科举制创始于隋,奠型于唐,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止。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直到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此外,李世民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此法在后世学界虽有争议,但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盛唐时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交易的最好场所。

　　首都长安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军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沟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东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