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陕西“两个人的村庄”：50岁的已算“年轻人”
成都商报记者实地探访陕西横山县“两个人的村庄”
媒体报道驮巷村圪洞峁“仅剩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引热议。
记者走访发现“空巢村”在当地绝非个例，50岁的已算“年轻人”。
新闻分析
不必悲叹
向往新生的人们远走四方,不愿离去的人们守住故乡。
5个人的村庄,某种意义上说，没什么好悲叹的。对于那些曾经世代生活于这里的村民而言,他们可以走出大山,可以不再人身依附于某种经济关系,可以去寻找新的生活,仍是可以显示出一个时代的辽阔与自由的地方。所谓辽阔,不只是大山之外的世界,更是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所谓自由,不只是脱离了旧有的生存方式,而是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以及某种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如果我们都曾经深谙“广阔天地”的艰辛与困苦,那我们应当理解这一切,并真诚地祝福他们。
据新华每日电讯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陕西横山县报道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镇驮巷村圪洞峁，王明厚、高生花夫妇成了这片陕北偏僻的黄土地上的名人。有媒体报道，他们是村里仅剩的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一时引起全国热议。据成都商报记者调查， 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王明厚夫妇并不明白外界的喧嚣，只是儿子一直告诉他们，“报道出去后，很丢人，别人说儿子不管我们”。
他们所在的村其实还有5人长期居住，附近一两公里，也住着20多人。但这也仅有原来人口的十分之一，留下的多是年龄大的老者，50岁的已经算“年轻人”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确是不争的事实。
留守
最近，王明厚夫妇一直在等待。
据他们所理解，最开始来的两三家媒体都告诉他们，接受采访了就会有人来慰问，给他们送钱。于是，他们就每天在家等待，等了一个星期，也未见“好处”上门，等来的只是一拨又一拨的记者。王明厚夫妇就有些生气了。
他们家住在典型的陕北窑洞里，养了一头驴、五六只羊、20多只鸡，还在附近种了几十亩地，每年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农闲时，王明厚会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到集市上转转。
此后，再见到记者上门，王明厚夫妇甚至有些恼怒，会不由分说地讲：“你们记者都是骗人的，你们来我家有自己的利。”王明厚认为，记者在他家采访拍摄，他要配合摆姿势忙一天，最后白忙活，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不愿再等待记者们画出的饼，而是提出，一定要先给钱再接受采访，要价200元。
但他们的儿子似乎更要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村里明明还有5个人，附近住着20多人，却被媒体说成只有他父母两人。他认为：“外面说整个村里只有我爹妈了，那不是说我不管他们吗，说我混得不好，还把爹妈留在农村。”
高生花也为了给儿子争这口气，嘴里不停地嘟噜：“我们不要谁管，我们有自己的儿子管就行了。我们也不要钱，你们都走。”
在他们的眼中，子女在外面混得好，是他们在村里地位的根本。
10多年前，驮巷村本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5人。在距驮巷村不到1公里的星峁村，本有15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20多位老人。附近四五个村，只有一个村委会还在运行。
当地虽然有广阔的土地，但由于缺水，都不算肥沃，一般的地只能种土豆，稍好一点的地也只能种玉米。而出门打工有时半年都能挣三四万，在经济的刺激下，村庄的人们开始了第一波外出打工潮。人少地多，土地贫瘠，劳动力匮乏，这都导致很多土地荒芜，留下的人可以在土地上恣意耕种。
外出
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36岁的高翔对于远离故乡很是无奈。他说，他们离镇上唯一的幼儿园有5公里。约10年前，眼看小孩到了上学幼儿园的年龄，而那么小的孩子每天要在山里步行，父母实在不忍心，高翔一家选择了到县城打工。
高翔的5个兄弟姐妹都已离开农村在城里打工，他家所在的小队，户籍人口有100多人，而现在只有一人还留在农村种地。
10多年前，农村的教育资源逐渐集中到乡镇，高翔再也见不到自己小时读书的学校，他的儿子也没法像他一样在农村就近上学。在第一波外出打工挣钱的热潮过后，像高翔这样的留下者，不得不为了子女上学，也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
离镇上8公里左右的一所小学，现在几乎已经闲置。一位曾在该校任教的老师说，10几年前，还有好几百学生，可现在15个老师只有10几个学生，几乎是一对一教学。即使这样，老师们也只教到小学三年级，以后要到镇里的小学。
村民们认为，农村学校“教不好”，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也愿意选择到城里谋生。即使没钱，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
镇上拥有全镇唯一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的“学校经济”也让原本并不繁华的小镇，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
一位村民说，带着小孩在县城、市里上学，由于没有户籍，每年每个孩子的各种开销在万元左右，有些家庭承受不了，便选择镇上的学校，上学几乎不需要自己花钱，生活费也可以节省很多。
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则选择租住在镇上，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小孩。小镇私房的房租也不断攀升。
进城
外出打工是为了子女，家中的父母则是他们另一份牵挂。王明厚夫妇虽然不是两个人的村庄，但他们家独居在一个山头，附近有些似乎装修不久的窑洞，也已被闲置。
一位老人守一个山头，成了当地形象的说法。
人虽然都在外地打工，村的建制实际上也已不复存在，但这些背井离乡的村民，还是希望借此延长老家村庄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感。
好在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村民们多在榆林市和附近的鄂尔多斯市打工，离家并不算远。
王明厚的儿子也曾把他们接到县城，可老人总是流泪，他们不愿意在城里呆。
在星峁村，77岁的周耿涛头上缠着白毛巾，典型的陕北农民的打扮。他不仅下地干活，还能一下扛起几十斤的牧草。老人说，他习惯了这样辛勤劳作的生活。
周耿涛的子女就在县城打工，每个月会回一趟家，给老人送点粮食和菜。
子女也接周耿涛去过县城，周耿涛说，他不想去。在县城的楼房里，周耿涛的妻子常常嚎啕大哭，他喜欢一出门就有蓝天白云和黄土地，县城的生活老人认为像在“坐牢”。虽然在子女家吃得好、生活好，可周耿涛夫妇还是不习惯，周耿涛说，在城市有了鼻涕都不知道朝哪甩，他们认为农村自在，坚持回了老家。
“死也要死在自己家”，怕离开农村后，家里没人，房子垮了，到时再想回家连家都没了。
坚守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正好赶上约一周一次的集市，镇上的集市，大部分也都是老年人。老人们把种的土豆、玉米、养的羊运到集市上，再换回大米、白面和生活费用。
这些老人虽然驻守在村里，但有了事还是要靠在外打工的子女，“有病，各人找自家儿”。老人们生点小病都是自己扛着，怕给子女添负担。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给子女打电话，子女们再回村接老人去看病。“多数是扛着，有的等扛不住去了医院，已经晚了”，一位村民痛心地说。
61岁的李种香在家里养了60多只羊，想起在城里当搬运工的儿子，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重复着：“可受罪，可受罪了。”她的儿子出门打工17年，孙子今年也已经17岁，儿孙们在县城开三轮车帮人搬砖。子女们告诉她，在城里就是收破烂都比农村好挣钱。
李种香不去城里，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去，而是她还要留在农村照顾80多岁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也成了农村留守村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几年前，李种香的丈夫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她一人劳作，从早到晚，种地、喂鸡、放羊，几乎没有闲暇时光。好在她83岁的母亲每年还有4000多元的低保，可以分担一些经济负担。
留守的老人说，在农村，他们自给自足，可以几个月不花1块钱，而在城里，“每个月交水费都要好几块钱”。
土地随便种，门口就有羊吃的苜蓿，有蓝天、白云和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更有自在的生活。这些老人虽然多数已年过花甲，但他们仍要在这片黄土地上耕种，为了远方的子女在城市生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