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败笔：孙中山搞个人崇拜，鲁迅批判过刻薄
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是些叱咤风云、名列鼎甲的人物，其中两位维新家、一位国学家、两位政治家、两位文学家。他们的生平活动几乎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骼。然而后人评论他们常常施墨于其得意处，而回避其败笔。现将这些重量级人物之败笔，择其荦荦大者，揭示出来。需说明，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故按俗套在败笔前先略摆其功。
康有为(1858～1927)，维新派首领，官至工部主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站出来大声疾呼，接连上书，直至皇帝采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组织了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并办报纸宣传改良。
康有为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破天荒地想到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与难题，进行了社会改良的艰难实验。这一实验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不乏革命家，只缺改良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康梁横空出世，此前无人与其颃颉。康有为的业绩不在于改良本身——改良在中国一蹴而就的可能性本来就近于零，我们不必苛求康有为，康有为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改良的正途，想了并且做了。只是因为遇到袁世凯这样的小人才失败了。这本身就说明，康有为已经最大可能地接近了胜利。
关于康有为的败笔，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变法失败之后组织了保皇会，成为了厕中之石。对此，我不以为然。保皇固然不好，保那些走马灯似的“大总统”就好吗?那些靠军队横行的权贵们，既与民主不侔，又与文明制度相违，他们笑保皇派，实五十步笑百步也。保皇派至少无意中保住了一些必要的文明制度，避免它们彻底毁灭，而那些军阀与政治大擘，无论多好的文明他们都敢将其置于兵燹战乱之中。
康有为没有逃脱造神的窠臼，他为保住变法神坛坛主地位，捏造了一些假象，这方面的史料正逐渐被挖掘出来。然而这些终究还算不上了不起的败笔。
康有为的最大缺失在于，他不安于改良家的名分，反而弃大而就小，觊觎圣人、学者的名分。这是非常让人不解、遗憾与痛心的。学者之可贵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改良家乃是极有价值的学者，是学者中的佼佼者。得到改良家名分，已属大幸，夫复何求?何必非要著作等身，戴上圣人的光环?
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长力绌，弄巧成拙，暴露了学术上的浅薄。他写了《大同书》，但大同本属子虚乌有，大同了，差异没有了，人类也就走到了尽头。大同永远不可能出现，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不值得作为学术题目加以讨论。至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有抄袭嫌疑，犯了文人之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廖平的《辟刘篇》。廖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最少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过。康有为得廖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书一出版即遭腾议，人们纷纷指责康有为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廖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会更久远。
严复(1853～1921)，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中国近代文明之火的点燃者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宣扬“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他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经济学与逻辑学，并通过按语一抒胸臆。
严复的败笔与康有为正相反，他是个很好的学问家，本应专心于做学问，晚年却参与政治活动，弃长就短，弄巧成拙。本来，严公之名，可彪炳青史矣，但不知何故，晚节不保，于1915年列名筹安会，加入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袁世凯朋比为奸的群伍之中。筹安会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主要成员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喊出“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口号。其时，“治安”、“安定”等词汇已被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所僭擅，成为镇压反对者的口实。正因为有像杨度、严复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袁世凯才能够做成皇帝梦，尽管好梦不长。袁世凯给历史留下了“洪宪”二字，严复“其功厥伟”。
严复撒手而去，把这个谜团留给了后人，害得吾辈不得不以手支颐，苦思冥想。以严复之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袁某为何许人，袁世凯出卖国家、出卖谭嗣同，这恐怕连六岁孩童也是晓得的公开秘密，严复等人一定是另有考虑。我想他是以历史为镜鉴，不愿意看到中国历史怪圈转动得更快，把更多的生灵裹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发生这种情形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既然如此，不如权且拥袁称帝，借助于变法残留下来的影响，以图徐徐变革。其后的历史演化的事实证明严公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洪宪皇帝”驾崩后的一茬茬总统，一个比一个专制，一个比一个独裁，一个比一个草菅人命，并不见哪一点优于袁世凯。他们与袁世凯惟一的区别不过是打着共和的旗号罢了。这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两难问题：赤裸裸的皇权专制的皇帝好还是外共和内皇权的“总统”好?当然两个都不好，然而若非要问哪个更不好呢?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
孙中山(1866～1925)洞悉到了这个问题，他企图摆脱两难，建立用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制，不仅外变，内也变，不仅名异，实也异。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没有必要在此胪列孙中山的功绩，那是尽人皆知的。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的注意。在一向喜欢造神的国度里，条分缕析地指出被视为神的人物的缺失，从中寻求出历史经验，这比什么都重要。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徒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其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弃之而去。孙中山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乃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就搞起个人崇拜，有悖于铲除专制的革命初衷。实现“万机决于公论”的现代政治，这样才有意义。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险些付出了出让国土的代价(参见《东瀛求索》创刊号李廷江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分析》)。如果国土都可以谈判的话，岂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孙先生讲民生，但却没有考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
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若真的人人平均享有地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什么大事情也做不成了，于国于民两不利。“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埋下了伏笔。1924年孙先生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宋教仁(1882～1913)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跃然纸上。如果宋教仁的理想实现了，则意味着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是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也许有人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宋教仁是个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掩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应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足够的觉醒。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