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上山下乡：蚊子太多 一巴掌拍死107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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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的蚊子厉害，王沛东说，他们连队的记录是，戴着厚厚的手套，一巴掌下去拍死107个，他的个人记录是一巴掌拍死了64个。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佚名，原题为：《60年代知青的格尔木印象》
格尔木在1954年后，曾经历了9年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因进藏交通或矿藏勘察的原因，勘探普查专家、地质工程技术人员、部队驻军、管理干部等曾快速地向格尔木聚集。但这批人口在1961～1962年以后迅速地衰退，随着勘探工作或工程完工，部队老兵的离去，格尔木也在短期内急速萎缩。1965和1966年，近万名山东八市与西宁知青的到来，开始了这座“流动的空城”的农垦时期。1966年的格尔木，按照市志记录，人口31571人。
公路的交叉点就是格尔木
“即使进了格尔木县城，也是漫漫黄沙，一眼望不到边。”1966年4月，当又一批3200名青岛知青跋涉万里来到格尔木时，眼前的县城简陋到几乎只有公路边的几排土房子，点缀着孤零零的几颗杨树。知青李硕形容，“汽车开过，扬起一片烟雾似的浮土，呛得人直咳嗽，所有人都落得一身尘土”。柴达木盆地当时的交通主动脉为两条公路，一条是东西向的青新公路，从青海西宁抵达新疆叶城;另一条南北向的青藏线，与敦煌至格尔木的敦格公路重合，两条交通枢纽的交叉处，就是格尔木的所在地。当时的进藏物资，既可以经西宁到达格尔木，或者走兰新线的柳源到敦煌，再从格尔木到拉萨。
知青们也学当地人的样子，叫这个交叉点为“大转盘”或“大十字路口”，格尔木的所有机关设置都能以“大转盘”为中心进行清晰的描述。
当时大转盘的北面路口处，是与进藏联系最紧密的“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简称为“西格办”），跨越路北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它形成了格尔木当地最大的一个独立系统，下属40个单位，其中有21个交通运输部门、4个汽车队、1个大型汽车修配队，再加上职工医院、家属大院、商场等配套设施。
隔路相对的南面，则是同样规模庞大、占地几平方公里的部队驻地，包括解放军四总部、兰州军区、3405兵工厂等，陆军和空军在这里的团级以上单位近30个，还有兵站部22医院、部队汽车运输队营房等建筑。虽然占地辽阔，高墙大院里仍是一色的土平房。格尔木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给人留下的“汽车城”、“兵城”印象，直接源于这两大系统。1954年建政的城市，因进藏的特殊地理位置，实际上由两省（青海、西藏）三方（青海、西藏、部队）与几大大系统（市属、西格办、部队、铁路系统等）组成。“西格办”和部队系统就“驻守”在青新路两侧。
60年代的格尔木县城，实际上是沿着青藏线格尔木段展开的。从昆仑山口流出的格尔木河，南北走向直达察尔汗盐湖，因此格尔木人习惯性地用“河东”与“河西”划分城市。1966年从山东济南市来格尔木的知青马国路，现在是格尔木市水务局局长。他说，当年格尔木的行政划分一共有三大块，一是部队，二是西藏驻格单位，另一块才是当时还是县级编制的格尔木。当时这三个行政单位的分布是与那条漫灌渠的位置为界线的，河的西岸是部队和西藏单位，东岸则是格尔木县。
“河西”的人口聚集地就是“小岛工程团”，所属1966年青海省委批准成立的“农建12师”。“河东”则是县委机关、商场、汽车站的集中地，“河东”北部是“农建12师”的师部。所谓商场，知青路黎光的记忆中，“大约一两百平方米的面积，叫做格尔木贸易商店”，挨着这个商场，仅有一个小邮局，一个小照相馆，一个小饭店，一个理发店，一个旅馆，一个汽车站，与50年代的差异不大。汽车站通向西宁的长途车每天固定班次，到达敦煌和西藏的班车则不定时。总之，和消费相关的功能设施，“刚好一样一个”。
1966年的格尔木，按照市志记录，人口仅31571人，其中还包括“西格办”、部队驻军这样的大机构。真正生活在县城中的常住人口“少得可怜”，当时电灯都还没有通到这里。格尔木在1954年后，曾经历了9年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因进藏交通或矿藏勘察的原因，勘探普查专家、地质工程技术人员、部队驻军、管理干部等曾快速地向格尔木聚集。但这批人口在1961～1962年以后迅速地衰退，随着勘探工作或工程完工，部队老兵的离去，格尔木也在短期内急速萎缩。1965和1966年，近万名山东八市与西宁知青的到来，开始了这座“流动的空城”的农垦时期。
马国路的印象中，当年河西是格尔木地区的所谓商业繁华区，而河东只有一条短短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今天的金峰路。街虽短，可是从西头走到东头，却需半个小时，因为当时格尔木的人太少了，每走几步，你都会碰见熟人，得停下来和他们打招呼。街面上的建筑多为土坯房，在街道最西头，有一栋两层楼，这栋楼和河西的将军楼隔河相望，成为当年格尔木最豪华的建筑。现在的中山路和金峰路交界地带是当年的渔水河所在地。渔水河是蚊蝇的孳生地，在80年代的城市改造中已被填平变成公路。
60年代的高原生存
来自山东青岛的4000名知青，在“农建12师”中比重最大。
在1965年10月15日的知青日记中，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样形容到格尔木的感受:“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天是晶莹而悠远的，地是浓厚而广博的。远处的雪山顶着银盔，土坯垒的窑洞式的土房小巧，若儿时的积木……从人群中善意友好的欢迎口号中听得出老高原是南腔北调的集成。还不待行进的队伍有准备，一阵黄沙被龙卷风吹起，竟然刮走了我身边一位女战友的显得有些大的军帽。彩旗也刮跑了，天呐！一股旋着黄沙、尘土的狂风，有些示威地从我们队伍掠过。人群中有人喊:老天给这些山东知青下马威了！”
知青们在格尔木吃第一顿饭是当地的青稞面窝窝，李硕回忆说，“咬第一口没咬着”，因为黏黏的青稞面粘到了上颌。把难以下咽的窝窝往墙上一甩，硬硬地粘在墙上取不下来。高原气压低，80多摄氏度就开锅，蒸汽不热，再加上烧的是木柴，火头不硬，蒸出的馒头往往不熟还发黏。在格尔木，只有当“病号”才能吃上一碗面条。知青们有了经验后，回家探亲一般带来花生米和猪油，这两样经得起长途颠簸，挑点猪油往面条里一拌，就是一顿美味。
这儿春夏秋三季河水充足，吃水不成问题，但冬天河水会封冻长达五六个月。每个连队都在院子附近挖一个大坑，河水快封冻的时候，引来水灌满一大坑，作为一冬天的水源。“刚开始，大坑里的水满满的，吃起来很自在，也不知道节约水。有时牲口没圈好，猪牛也跑进水塘里洗澡，一开始大伙还嫌牲口弄脏了水，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等天气更冷，就砸冰取水。
青海的蚊子厉害，王沛东说，他们连队的记录是，戴着厚厚的手套，一巴掌下去拍死107个，他的个人记录是一巴掌拍死了64个。唱歌的时候，嘴巴一张开就能吸进去几只。刚去第一年，大家不知如何预防，女孩子脸上被咬得肿似冬瓜，过敏溃烂后留着黄水。只有等到中午高温或夜里低温的时候，才少见蚊子。高原日夜温差大，夜里低温蚊子蛰伏不出，倒是可以不用挂蚊帐。
高原上的土路被知青们形容为“地瓜面”，人或车走上去，好像陷进了巨大的面粉团里，拖拉机开起来，两边的浮土像水浪一样高高荡开，什么也看不清。一旦遇到大风，人裹在浮土里，方向莫辨。徐曙橘记得她的一个战友出门办事，步行走到十几公里外另一个连队。遇到大风扬沙，人都快吹跑了，最后只得用蛇皮袋从头到脚把自己套进去，就地倒下，索性等风沙停了再赶路。
待到“文革”一起，天下大乱，知青们的吃喝都成了问题。知青谭泽记得，连队由于断粮连吃三天煮麦子，吃进去啥样，屙出来啥样。到了冬季，缺水成了头等难题。大水坑里积存的冰吃完了，只好喝井里的苦水。这些含有害矿物质的苦水，红色的眼镜腿儿放进去，竟成了白色，可是周围几十里根本没有不苦的水。
“文革”中，爱情之花倒是在这群近20岁的青年中开放了。大家这才想起来，当初安排他们支边时，男女是对半搭配的，1971年前后成了他们结婚的高峰期。
知青生活与格尔木县城有着密切联系，结婚时买高压锅、暖瓶，还有日用品，一般骑马或搭顺风车到县城，平均几个月光临一次。比起“格尔木贸易商店”，知青们更爱去“西格办”的商场，“毕竟是专营商场，青海单位没有卖高压锅的，这里才有。高原上改善生活多吃罐头，这里才有好罐头”。知青到来后也刺激了县城消费，县城很快有了“军垦商场”，规模是老格尔木商店的两倍。
高原特色: 哈萨克·去西藏·山东痕迹
高原上的生活也自有它的趣味。不似如今牧民的定居生活，60年代的哈萨克人还散落在高原上，逐水草而居，偶尔也和知青打交道。女牧民要生产，知青卫生员半夜骑马下草原相助。哈萨克人对城里来的文化人非常尊重，路黎光记得，第一次去牧民家，男主人、主人父亲和女主人陆续来敬酒，每次敬酒必4杯。不胜酒力的路黎光本想推辞，主人们却非常不高兴，待到他一气喝了12杯青稞酒，变得不省人事。“后来我才知道，哈萨克人的4杯酒，前3杯是敬天、敬地、敬客人的父母，这些都可以倒在地上，我本人只用喝第4杯就可以啦。”
哈萨克人豢养藏獒放羊，高原上野性十足的藏獒能够斗败几匹狼。“那可和现在内地养的藏獒不一样，对我们这些罕有的高原闯入者，它们可是相当大的威胁。”一次路黎光半夜下高原办事，经过一户牧民帐篷时，警觉的藏獒紧追不放，“我只有掏出手枪，慌张中几枪毙了它，不然我就有生命危险了”。
而格尔木人一旦想到玩，首先的选择就是向南—去西藏。1967年“文革”串联时，梦想游历名山大川的李硕，和一个好朋友搭车去了西藏。对于荒滩戈壁上的人来说，出远门就得搭来往的顺风车，“进藏的货车司机也乐得有人陪伴，拦下的西藏运输公司的车就载上我们了”。从格尔木到拉萨的6天车程，沿途野生动物让李硕激动不已。一天他正在车上打瞌睡，突然车停了，抬头一看，“公路上一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野兔，像蚂蚁一样多”。兔子追着吃前车漏洒出来的谷物，后车没法开动，黎明中司机打开了车前大灯，吓跑了兔子。而路途中常有远远经过的藏羚羊群，或有调皮的动物穿过公路，司机也就停下来让路。“那时藏羚羊真是多啊，感觉数也数不清，后来报道说它们成了濒危动物，我脑子里一想到当年路上看到的情形，就觉得难以置信。”
近万名知青在格尔木长达18年的生活，使格尔木与山东的生活习惯发生了不少“交流”。祝杰、路黎光等几个知青在2000年重回格尔木时发现，如今格尔木鲜活的生活里，少不了山东人留下的痕迹。“格尔木人的餐桌上偶现海米、蛤蜊，他们舍弃了当年的小凳小桌，学知青那样用大凳大桌吃饭，开始流行高低柜等家具。”
时隔三四十年，再次回到格尔木的知青，都惊诧于道路的宽阔、城市中心的膨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农场迅速地衰败废弃时，格尔木市区却在神速崛起。李硕说他现在经常梦里忆当年，真实的细节总在脑海里回荡。“1979年我还在农场学校当老师，万籁俱寂的草原黑夜里，当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开通，听到火车进入格尔木的第一声鸣笛声，我这个三十男儿的眼泪刷地落了下来。”
知青们重返格尔木，总是在一起细数城市的点滴变化。如今“西格办”和部队的地理格局未变，但是汽车站扩建了，现在的格尔木在“河东”东南方戈壁滩上延展开，以火车站为核心，新建了格尔木炼油厂、钾肥集团等。市区内“小岛工程团”变化不大，50年代建起的商店还在营业，由两个山东枣庄留下的知青承包了，工程团退休“老兵”和知青们靠着几百元的生活费，勉强维持着生活。在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河西农场”，路黎光发现自己1979年设计监造的水塔当地还在使用，知青们当年建的土坯房大多未变，只是从青海东部山区来的农民接替了回城的知青，依旧靠与盐碱地搏斗，获得高原生活的保障。2000年重返格尔木时，路黎光特意在街边一处旧景照了张相，“原来县城的那一溜商店、邮局什么的早没了，只剩这个小照相馆还在”。虽然小照相馆早已关张，破败的墙上有一个大大的“拆”字，对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的知青们来说，格尔木的每一处变化，“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