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记者忆：出版报纸时曾将毛主席语录印倒
核心提示： 一次领导让我找一段毛主席语录放在版上，我就找了那段大家都熟悉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印出来，“牺牲”两个字印反了。
本文摘自：《天津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2版，作者：宁年宝口述 哈树整理，原题：《有天津知青的地方我都采访过》
我是1964年从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天津日报社工作的。这期间，我当了11年记者，25年夜班编辑。我的青春年华，我的理想事业，全部融入了《天津日报》这个大家庭中。
1964年9月1日我到报社报到，9月4日便下乡搞“四清”，1965年国庆节前，结束“四清”工作，又到部队锻炼３个月，才回到报社出版部当编辑。进了《天津日报》我首先感受到这里有很多好传统。比如，《天津日报》的领导大家都直呼其名，谁用职务称呼都被领导纠正，甚至严厉批评。那时，老同志在生活上特别关心年轻人，我们这些单身汉，逢年过节都被老同志轮流叫到家里吃饭。特别是春节，从年三十开始，每天到谁家过年都排好了。在工作上都是老同志带年轻人，言传身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因此都能很快成长起来。
“文革”开始后，我到了校对组，当了108天校对。挺好，干编辑的能当一段校对是幸运。这段经历让我对编辑工作有了更深地了解，更加懂得了慎重。离开校对组，我又到了政教部（当时叫政教组）当记者。我没当过记者，但在出版部当编辑的工作经验，尤其是一些老同事的培养教诲和影响，给我干新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又把从学校带来的新闻学讲义拿出来，一边从头认真学习，认真琢磨，一边上阵干起来。还算争气，我采写的第一篇稿件就上了一版头条，还做了通栏标题。用现在的流行语，那叫“震”了。那时记者发稿都不署名，别的部组都打听这头条的作者是谁。现在回想起来，那篇稿子也不算什么，就是报道一所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可对我来说意义确实很大。首先是得到老同志的真传，当时的出版部主任鲁思就告诉我，当记者要懂得上面的精神，也要懂得下面的情况。我就是记着鲁思的这句话，一方面吃透当时的形势，同时天天下到基层努力去跑新闻。当时上面号召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我就按这个思路多次到天明中学深入采访，才写出了这个头条。从此，我就在政教部当了教育记者。
我采访最多的是下乡知识青年。从天津郊县开始，凡是有天津知青的地方，我都跑过。那时我年轻又是单身，所以外出采访知青的事几乎全包了。知青的生活很艰苦，采访知青也是个辛苦活。记得第一次外出采访，是1969年去黑龙江建设兵团。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单枪匹马，真有点发憷。出发时是夏天，下了火车就赶上阴雨天，通往兵团的火车、汽车全不通。没办法，裤脚一卷，光着脚丫子沿着铁道线一路向采访地走去。到了兵团，雨还是下个不停，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每天采访远远近近全靠双脚。9月18日，要回天津到鹤岗买火车票，天竟下起了雪，我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冻得够呛。兵团领导帮我找了一件战士的旧棉袄，穿着上了车。
那时交通不便，采访知青全在偏远的农村，什么样的难事都遇到过。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去山西采访，下了火车问路。人家告诉说，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就到了。好家伙，一下一上20公里，我年轻还好说，那两位一位是老领导，一位是中年人，也得照样走。还有一次，我同王学孝坐长途汽车从呼和浩特去陕北采访，半路上遇到山洪，汽车又误在河里走不了，眼看着洪水滚滚而下，一车人冒着大雨在山路上跑。我和学孝，还有两位同行的年轻人，四人用绳子把手绑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同生共死。跑到深夜，终于到了一位姓岳的老乡家。老乡真好，深夜里起来点火给我们烤衣服、做饭。我们让雨浇得湿透了，衣服全得脱下来。老乡家连新娘子的被子都拿出来，给我们围在身上。那顿饭吃的是小米饭，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饭。
十年中，我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黑龙江、河北、云南，全是下到农村去采访，城市去得很少。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我结识了很多知青，不少人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现在还有来往。
地震后，我与孔祥明去山西、河南和安徽采访天津伤员。回来时快过年了，费尽周折才买到回天津的车票。没有座不说，连车厢都挤不进去，只能站在车门旁，还被挤得站不稳，连钢笔都挤丢了。那时，条件艰苦，但挺有乐趣。年轻嘛，不怕吃苦，写出好稿子是最高兴的事。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我觉得，当记者就得在下面跑，不跑是写不出来好稿的。体会最深的是，凡是主动想采写的，写出来大都是好稿。1978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对这方面题材特别感兴趣。在一位老干部的指导下，采访了十四中学党支部，他们介绍情况时感叹地说，人生才几个十年，怎么能不给落实政策。这感慨让我特别受启发，于是写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刊发后反响强烈。还有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我听红桥区介绍，该区有一家服装厂，几十位女工连夜为邓大姐做了件小棉袄，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也表达对邓大姐的深情。我听了特别感动，立即和通讯员还有一位年轻记者刘敏去采访，写了一篇通讯。那是有感而发，是怀着深深的感情写出来的稿子，怎么能不感染人呢。
1979年，我又回到出版部，重新干起了夜班编辑。先后做过国际版、体育版编辑，还在领导的要求下，开创了社会新闻版。做记者要跑下去，做编辑则要坐得住。我说过通过做校对，我深知严谨的重要。工作中有些事也让我刻骨铭心。刚工作时，一次领导让我找一段毛主席语录放在版上，我就找了那段大家都熟悉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印出来，“牺牲”两个字印反了。报纸马上收回，我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赶紧去找原稿，原稿没错，是排字排错了。从那以后，凡是语录，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一点儿不敢马虎。直到现在，我手头总是放着《辞海》和地图，这是当编辑养成的习惯。我想对年轻记者提醒一句，写稿一定要严谨，不要全指望编辑，编辑不是神仙，有些错别人是把不住的，比如人名、地名、数字、专业术语等，编辑没法把握，只能自己认真负责。曾经有这样的教训，一篇大稿，本来写得很好，可惜人名弄错了，成了大错。还有稿子中涉及欧洲某城市，错写的面积比整个中国都大，成了笑话。干新闻工作就得敬业，踏踏实实，小心再小心，如履薄冰，一点不能含糊。我这个人平常爱喝点酒，可上夜班之前，从来不敢喝。不喝酒也可能出错，那是水平问题。喝了酒出事，性质就不一样了。还要注意学习，提高修养，掌握常识。责任心不强当不了好编辑，知识面不广也当不了好编辑。
几十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愿干新闻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