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枝山擅自我炒作：写诗炒政绩 写草书斥礼教

　　原标题：祝枝山擅自我炒作：写诗炒政绩 写草书斥礼教

　　古代没有报纸、电台、电视台，不能在报纸上留字、在电台上留声、电视上留相，要流芳百世困难重重，炒作起来比现代人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但中国人自有炒作的办法。

　　与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齐名，并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授任兴宁知县。在兴宁任职6年期间，他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卓有政绩。他长途跋涉几千里到兴宁接任后，立即着手整理积压几年的公文。上任仅几个月时间，就把几年来的积案全部处理完毕，使百姓心悦诚服。这些政绩在民间广为流传，也跟他懂得宣传炒作有关。

　　炒政绩

　　祝枝山为什么愿意从富裕地区到南蛮地区偏僻的小县兴宁任知县任职呢？其实，他就和普通百姓一样，无非是想建功立业，要建功立业就要当官，他只是命运多舛，直到年逾五十仍未被官场录用，使他焦躁不安、异常痛苦，常常借酒消愁。五十四岁那年谒选，他总算得了一官半职，被授广东惠州府兴宁县知县。

　　他到兴宁当县长八年，做了三件有影响的事。一是维稳。当时的兴宁县民俗不淳，社会秩序不好，有强盗常出山谷放火抢劫。他为了把维稳工作做好，把它放到首位，组织人员对扰民的强盗进行严厉打击，曾在一个早晨一次性捕获三十多人，使县城有了比较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

　　二是抓了兴宁县志的修撰工作。这对现在的官场来说，此项工作干也成不干也成，因为对各级官员的政绩工程自有自己的“方志办”去收集整理。他们歌功颂德是主流，一般情况下会对负面东西失语，到哪任领导有兴趣由其去干就成，还费那劳什子的神干嘛？三是“因为催缴赋税不力受到过停薪”的处分。这“催缴赋税不力”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当时既没有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的制度，又没有自己可以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什么，真是难煞了他这个面皮薄的文人官员。也好在他是文人出身，舞文弄墨的事他还是拿手的，只能把政绩用诗歌形式来表现出来。

　　作为任县长的祝枝山，面对普通百姓冬粮用尽，夏粮未莳，指望小麦收成来解决四月荒青黄不接的粮食问题，却由于一场洪灾，指望的汤饼又没有了，这如何对得起“国家领导人”，如何对得起被代表的人民群众？“四月大水麦不秋，五月插秧水不收，良田万顷卷洪流”……因为有了他的这些诗句，一个始终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不敢敷衍政事，每天鸡鸣起床办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官员形象跃然纸上。

　　因为祝枝山善于用诗歌来炒作自己政绩，使他至今仍在兴宁人中留下了好名声。

　　炒名气

　　祝枝山五十七岁那年冬，奉命修兴宁县志，题名为《正德兴宁县志》。这篇县志序中，可以看出手稿的先由行书，后而行草，最后变成狂草。它无意中成为他书法家的传世作品中的珍品。

　　其实，祝枝山在到兴宁前，他在苏州的名气就不小。难怪他在兴宁呆得不顺心。

　　他从小聪敏过人，五岁能写径尺大字，九岁已会做诗，被称为神童。

　　嘉靖元年（1522），六十三岁的祝枝山调往南京任京兆应天府通判。一年后，他看不惯官场腐败辞官。无官一身轻，他的性格更加豪放不羁，尤以草书淋漓洒脱地表达他高傲不羁、愤世嫉俗的情感世界。他借“狂”来发泄他对封建专制礼教的不满，在苏州博得人们的无限同情。六十六岁那年，与他齐名的文征明使其次子文嘉去“许酬索字”请他创作书法作品：一为解决他的经济困难，二为他的书法作品传世。对此“机会”，祝枝山“心领神会”，借此把他平时熟念以心的行草书《古诗十九首》这件传世精品交了“作业”，文氏父子对此赞叹不已，刻入文征明的《停云馆帖》。果然，他如此“炒作”，虽隐于乡里，却书名大振，被公认为吴门书坛领袖人物。一年后，他逝世了。

　　祝枝山通过这一系列的“炒作”名气，使他以反官场腐败、厌恶官场习气、愤世嫉俗的豪放不羁性格、书法名家的形象树立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