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揭秘中共秘密党员潜伏期间如何搜集情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多久，日本鬼子就进了租界。我们不可能再待在一起了，大家各自分散。我住到了我的同学张毓珍哥哥家。张毓珍后来与我弟弟中民结为夫妻，当时在上海读中学，是因乡下鬼子清乡逃到上海来的。我同他们一家全住在三层阁楼上。这时还是由杨斌同志和我联系。杨斌当时是华中局驻沪办事处主任。

　　不久，严永洁同志跟我谈工作。她说，是杨斌委托她找我谈的。她告诉我，组织上考虑到我刚动了阑尾炎手术，不能随部队行动，长期留在上海，实际上组织照顾有困难；另一方面，钱敏同志要回无锡家乡坚持工作，需要有同志帮助，说我在锡北有家庭的社会关系好掩护，所以，组织上决定派我回无锡家乡一带坚持地下斗争。至于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组织上会派人来进行联系。同时，她还给了我部分生活费。

　　担任东路特委特派员潜伏家乡

　　我接受任务，就回锡北严家桥老家，等待组织派人来同我联系。

　　当时我的政治身份是东路特委政治特派员。所谓东路，是指长江以南，丹阳、常州及其以东江阴、无锡直到太仓一带，包括丹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州）常（常熟）太（太仓）等地区。原来称“路东”，意为（南）京沪（上海）铁路东段。1941年3月，谭震林同志改组，路东特委改名为东路特委，原来的东路部队新四军三支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六师师长是谭震林同志，十八旅旅长是江渭清同志。东路特委书记是张英同志。

　　我回到敌占区后，在严家桥家里定居下来。由于我没有在锡北严安区家乡一带公开工作，从未暴露过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站稳了脚跟，做像了一个老百姓那样，适应了一下白区的生活，并等待着组织上来人联系。

　　1942年初，组织上派政治联络员姚品华同志来我家与我联系。她是利用同我家的亲戚关系来的。我们见面后，她向我转达了党的指示，交给我任务：了解当地敌伪活动情况，进行一些青年工作。组织上要我坚持隐蔽下来，绝不暴露政治面目，进行长期埋伏，以配合反“清乡”斗争。我和上级的关系是单线领导，姚品华就是联系我的人。

　　我从抗日战争初期就离开了严家桥老家，到我回家坚持地下工作，已时隔4年多了。对当地情况不够了解，开展工作难度较大。我先通过大弟程中民和朋友须士雄了解一些情况，并领导他们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他们两人1941年5月都进过苏南二区行政干部训练班，须士雄还由干训班选送去苏北抗大五分校学习，后经组织上布置回乡打埋伏。当时收集敌伪情报，除了他们两人提供的以外，我还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从街谈巷议，从各地农民上街时的交谈，了解敌伪活动情况；与亲戚朋友交往中了解各地敌伪动态；从伪政权一般人员中透露出的情况摸清敌伪动向；平时观察河道和大路上敌伪人员、武器和船只来往增减调动等情况。

　　自从姚品华和我联系上以后，她曾到过我家好几次。有一次她要我了解几个新党员的情况。经我多方调查和了解，有的人表现非常害怕，否认同党有任何联系；有两人参加了敌伪组织，其中一个当了伪保长；还有的生活糜烂，身染花柳病，影响很坏；另有一人已出走外地找不到了。我将这些情况如实向组织上作了反映。

　　在与姚品华联系期间，她还约我去常熟小东门外一家中药店她亲戚家谈过工作。除我们面谈工作外，我还把了解到的情况密写在文艺小说、画报的字里行间邮寄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