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租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不如名妓
高清图集民国时期的妓女。
核心提示：为什么把名妓放在知识分子之前?知识分子到了上海洋场基本上是拿薪水的雇员，和原来作为江南才子时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而名妓到上海后的地位和原来在江南中小城镇的时候也完全不同。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8月1日B02版，作者：田波澜，原题为：《晚清上海名妓无意间提供的现代性》
叶凯蒂(左图) 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研究员，近年着重于近现代中国文学、戏曲与娱乐文化等研究。近年出版的著作有《表演“国家”：性别政治在中国和日本文学、舞台艺术以及绘画艺术中的体现》(论文集，2008)，《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2006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右图为该书书封);近著《中国政治小说的崛起： 一个世界文学风尚的洄游》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书稿《京剧旦角民国初年的崛起与近代政治社会变迁》。
“她们的服饰、妆容、器具无不时髦豪奢、标新立异，有的着男装，有的甚至穿得像朝廷大员一样。租界是她们得天独厚的舞台。她们将自己视为都市职业人，成功地将生意由‘室内’拓展到公共领域，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逛公园，去赛马场，到茶馆、书场公开演出，唱猫儿戏，是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像今天的电影明星一样享受着仰慕者的目光。”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笔下的晚清上海名妓俨然摩登新女性，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在以往专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出入招摇，引领一时潮流。
近些年，海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关于上海妓女问题的著作，比较引人关注的有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和美国学者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等。与以往受欺压、被凌辱的妓女形象不同，在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中，上海名妓们成为创造新式都会生活引入现代气息的时尚领袖，是最早风靡全国的明星，“可以说，她们在塑造都市女性行为举止的风格，指出通往新的现代心态的道路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她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名人，是它的明星和文化偶像。简单地说，她们就是一些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
叶凯蒂做妓女研究，源于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因为《孽海花》，我要深入了解赛金花，于是搜集了很多关于江南妓女的材料，论文写完后便开始转向做妓女研究。”她着重考察的是19世纪晚期上海租界内的娱乐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物无意间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重要的社会变迁可能发生在最想不到的层面，由最不可能的人物来引领。”叶凯蒂说，晚清名妓积极利用租界这一新环境，树立了第一代“现代职业妇女”的形象，率先摆出了都会女性的姿态。她们的这些行为，从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时正在形成的主要供职于新闻出版业和教育业的城市知识分子，在推动明星文化和娱乐刊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与名妓成了同盟，一起打造了新型娱乐文化。
“照相这门新兴技术也和娱乐小报一起促进了名妓形象的传播，它们和名妓们一起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摩登的名人、明星。1900年名妓肯定是全国拍照最多的群体，明星崇拜大概就始于搜集名妓照片的风潮。当然，无论是名妓还是写名妓的记者，都不是有意识地在推进现代化。”叶凯蒂认为，和只是出卖肉体的普通妓女不同，名妓提供的主要是文化娱乐。在她看来，并非女学生才是现代自由恋爱的创始人，现代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的开拓，可以追溯到名妓和名优的关系。
“名妓在职业形象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将职业生活与私生活区隔开来，这也是现代的职业化过程。”日前，叶凯蒂在复旦大学讲学期间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上海名妓是娱乐家、职业艺人和女商人”
东方早报：《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书名包含的这几个关键词特别吸引读者的注意，为什么把名妓与知识分子放在一起甚至放在知识分子的前面?在晚清这60年的上海，名妓与知识分子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传统中国的文人和名妓的关系有何不同?
叶凯蒂：其实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总结起来，就是上海租界在这个城市它到底属于谁?如果没有上海租界，也就没有上海名妓，这是非常明确的。上海租界的名妓最重要的客人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商人。可能一贯如此，只不过知识分子或文人当时写书的时候总是希望把自己写得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比如清初余怀描写晚明时代南京妓女的《板桥杂记》就记载了很多文人和秦淮名妓之间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把名妓放在知识分子之前?知识分子到了上海洋场基本上是拿薪水的雇员，和原来作为江南才子时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而名妓到上海后的地位和原来在江南中小城镇的时候也完全不同。清代取缔了妓业，妓女不受法律保护，比奴籍还糟糕，没有任何权利， 得看地方长官的脸色过日子。搬到上海租界，有法律保护她们，租房子、开业、交税等有一套规则可循。因此可以说上海名妓的生意兴隆，和租界的保护是相对应的。相比之下，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低了很多。许多文人来到上海，想办法用他们唯一的资本——文化教育来谋生，在租界的新媒体和各种机构拿薪水上班。去妓家饮酒、吃饭、听书都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当时的江南大户人家才能享受，对这些拿薪水的上海文人来说不是轻易可得的享乐。
1920年代以后，“野鸡”、大街上的妓女才成为主流。而晚清时并非如此，妓家以文化娱乐为主。妓院赚钱最多的是客人请客吃饭，这是她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对高级妓女来说，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优待。这些名妓一般一段时期内只有一位恩客，可以得到她的恩宠，有了感情之后会选择做她们的情人，但这个情人或者说是保人的经济负担很大，他们要担负名妓的各种经济需求，并需替名妓找各种借口请客吃饭，并非一般人可以做到，没有经济实力不行。
所以在租界名妓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跟在江南很不一样，在江南她们要靠名士传名、招揽生意，而在租界则无需依靠知识分子，她们是娱乐家，是职业艺人和女商人，是提供娱乐、“无她不热闹”的人物。这与原来传统的文人和名妓的关系不一样。
东方早报：传统中国的名妓往往是跟青楼等空间联系在一起的，风流文人也在这些青楼活动，以至于杜牧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到了你研究的这段时期的上海，名妓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有了哪些变化?
叶凯蒂：在传统中国，青楼是妓女的生意场。而晚清以后，妇女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场合获得了空前的活动自由——她们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之中。名妓们借这个空间在公众面前新鲜亮相并推销自己，她们建立女书场，坐马车，吃大菜，上戏园，逛公园，去赛马场，到茶馆、书场公开演出，唱猫儿戏。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直到19世纪末女子都不能进戏园，更别说去茶馆了，北京后来允许女子进入戏园是1900年以后的事，但男女观众席是分开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海租界的戏园开张以来，名妓就是最忠实的观众。她们把生意拓展到公共场合，完全和租界的环境有关系，当时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绅士们都还不允许妇女到大街上去，只有在租界可以。租界的法律是只要你交税，只要不犯法，人人都可以走在大街上。当时报纸上有讨论，说要工部局制裁名妓，工部局回答说，我们不是评断人们的道德的机构，只制裁你有没有犯法。所以可以说是租界给了名妓机会，在租界她们有这样的权利，甚至有名妓穿得像朝廷大员，坐轿车前面挂灯笼大书“正堂公务”。她们成了上海一景，享有其他任何城镇没有给予的在公共场合自由出入和表演的权利。这些公共活动把她们和其他城市的名妓区别开来，她们从讨少数人欢心变成了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
“上海名妓是新式娱乐出版物中的焦点”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细致地梳理了上海的各种报刊尤其是一些小报(比如《游戏报》等)在塑造上海名妓这个大众明星群体过程中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又是报刊最主要的作者、读者和编者，如何评估作为现代中国新生事物的大众报刊在塑造名妓与知识分子新型关系中的作用?
叶凯蒂：小报促进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明代也有花榜，小报打花榜对它的性质有所改变，大家可以投票。这是一个转向，当时报纸销路很好，耀华影楼也加入进来，把中榜头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妓女的照片贴在报纸上。报纸将视觉文化、媒体文化和明星文化都糅合在一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大众明星文化的开始。
明星文化就是由媒体制作出来的。在没有媒体的时候也有名妓，但完全靠口耳相传以及后来的笔记野史，局限于文人圈内部。而报纸一下子就把它区域化甚至全国化了，特别是娱乐小报的传播，胡宝玉、林黛玉等在人们传报看报的过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上海名妓。在这个过程中，文人当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大都是记者，可他们并不是名妓的伙伴，和名妓不是相等的关系。可以说，在租界名妓比较独立于知识分子。这跟传统文化至少是想象上的一种断裂。原来是文人捧名妓，现在报纸对于名妓的描写是以报道的形式，文人捧妓的那套语言慢慢消失了。这也是他们关系的一个变化。
像李伯元这样的新兴报人，如果仔细看《游戏报》，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妓业是应该有品位的，应该有它的职业标准，比如怎样应酬等。我们现在一想到妓女就想到性，这其实是很窄很现代的看法。确实包括性，但妓业基本的服务是文化娱乐，是饮酒、吃饭、谈吐，有点像日本的艺伎，但不完全一样。上海名妓有更多的独立性，自己创业、创新，比如到静安寺唱猫儿戏。日本艺伎要接受很严格的训练，就像当时中国的曲苑，但没任何可能性自己来创业。我发现，只有上海妓女有“自家身体”的概念——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她们管自己叫“生意郎(上)人”，自己可以开业，没有老鸨。这可以说是现代女商人的前身，她们能做自己要做的。当时上海名妓有自己的楼，比如胡宝玉就是很富有的。所以作为当时中国新媒体的报纸改变了妓女和文人的关系。
上海名妓是画报、娱乐小报等新式娱乐出版物中的焦点，从庆祝生日的宴会、新开张的妓馆、和客人之间的酸甜苦辣，到她们的出游、衣着、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不和，她们给这些出版物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来报道她们的一举一动，而这些出版物也无限扩大了她们作秀的舞台，把她们在上海公众面前的自我表演转化成了全国的新闻，将过去的名妓形象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明星。而名妓的形象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最细致入微的讲述，上海文人塑造上海名妓形象的过程也是这些文人自己的人生过渡期，他们通过名妓的形象探索着这个城市的各个维度，以及他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专辟一章分析晚清绣像小说中上海名妓的形象，上海妓女的文学形象大致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叶凯蒂：这个很有意思，“狭邪”小说鲁迅也研究过。我主要讨论的是上海妓女的形象和当时人们对于上海的感受方式和理解形式的互通之处。在人们幻想上海是天堂和蓬莱仙岛的1880年代，从当时旅游者留下的笔记来看，上海形象非常正面，干净、现代化、有秩序，有风格各异的宏伟建筑、公共花园、水龙头、抽水马桶、亮闪闪的街灯，经济、娱乐业都很发达。到了1890年代，甲午战争以后，租界从原来只能通商变为可以有工业投资，外地大量民工尤其是女工进入上海，上海开始变成有工厂、有工人的工业城市，而不再是游客的乐园。这时上海的形象就开始有一定变化。
租界建立之初就有自己的娼优文学，王韬留下了有关租界名妓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之后黄式权和邹弢也为塑造幻境般的上海形象尽了一份力。他们描写上海种种引以为豪的事物，笔下的妓女品格高调，是技艺精湛的职业艺人，且有情有义，与晚明时期的名妓十分相似。而到19世纪末，一批小说以新式的上海名妓为主角，打破了此前如霍小玉、杜十娘、李香君等名妓那种正面的“奇女子”形象，不伟大，不浪漫，不感伤，也不理想主义，美艳迷人却精明狡猾，有时不讲道德，永远都工于算计，眼中只有生意、权力欲和自我满足。上海形象也随着妓女形象而产生很大改变：既是有诱惑和吸引力的，又是有腐蚀力的;既是非常华丽和物质的，又是使人堕落的。上海名妓是这座城市多侧面、不断变化的隐喻。她是贪婪和开放的产物，她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和辉煌代表了城市的富裕和虚浮。她同时代表着天堂的梦幻和地狱的梦魇。
而妓女的文学形象如何从唐传奇明小说中的“奇女子”变为晚清上海“狭邪”小说中的“奸谲”，这和妓女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主要还是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认识的变化。文人对上海的热情似乎在1890年代冷却了下来，写作风格变得更现实主义。上海从1870年代的蓬莱仙岛、1880年代的梦境变成了大游戏场。这个视角的转化更多地揭示出上海文人自我评价的转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因而对城市和名妓也采取了更为冷峻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名妓正是鄙俗的商品化的象征。所以说，他们笔下的名妓形象也间接反映出他们如何评价自身价值以及他们和上海的关系，折射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矛盾情感。
“上海名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现代性”
东方早报：你在结语中写道：“上海名妓显然是十分出色的历史主体。这群拼命追求新奇、时髦和享受的女子，令西方设施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奢侈品，她们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也为女性开启了公共空间。”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妓女即便是名妓也是受压迫者的群体，你是在有意为晚清民国上海的这一边缘群体翻案吗?
叶凯蒂：近些年讨论妇女受压迫的各种著作非常多，我的主要关切并不是衡量上海妓女的痛苦有多大，受压迫的程度有多深，安克强和贺萧都对此有详细分析。压迫剥削也好，苦难也好，这不是我这本书的主题。我的主题是人们的想象，以及上海妓女在人们想象现代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讨论历史，通常讲大人物、大事件、重要书籍对于社会变迁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不排斥这些重要性，但人们忽视了在文化观念上社会是怎么变化的，我认为边缘人物在社会变革之中起了引进新思想、新行为、新价值观的作用。这是我探讨上海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的角度。她们使用新的家具器物、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在自我形象建构上、在跟文人群体的交往中如何界定自我的独立性等，都起了非常明显的标新立异的作用。她们并没有想到这是现代，没有想到要宣传社会的进步，但她们利用租界环境的保护无形之中起到重大作用。她们潜移默化地对时装、公共场合、女人权利、男女关系、公共人物和报纸的关系等都有影响。
尤其是，名妓这个群体及其生存空间和方式，也具有明显现代意识的“规则意识”，这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的形式。我对上海指南里总提到妓院的规章规则很感兴趣。妓院是很有职业规则的，而且不断调整，名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交、经济、宗教生活都按这些规矩来行事。它也规定了客人的经济义务，客人如何结识妓女、如何与她见面、如何求爱，妓女如何接受和拒绝都有一定的规矩。这些规矩所强调的核心是以“情”装点起来的文化娱乐而不是性。客人要受规矩的制约，所以妓院规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程序，上海妓女其实很主动，她们是非常高傲、强势的。这些规制，提供了一个男女相对平等的文化场域。
东方早报：相较于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你觉得你这部著作的独特贡献在哪里?
叶凯蒂：他们两人都是史学家，安克强以严谨的文献材料，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与上海妓业管理相关的各种制度、权威和机构作了精妙的分析。他用了很多法租界警方的档案资料，画出了青楼的地区分布图，考察这些女子的年纪、地域背景、入行时间和脱离此业的时间。其主要观点是：上海妓业的发展反映了性行为的重大变化——以前只是精英阶层的男性才享有包养名妓的特权，而现在变成了大众化的市场。我认为尽管新的都市妓业代替了旧式的名妓陪侍，在这个看似线性的过程中，上海租界还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经历。在20多年的时间里，风头最劲的上海名妓，在空间、仪式、功能和社会意义上冲破了为传统妓女所框定的圈子，重新界定了与客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强大、自信、面向公众的女艺人，真可谓“公众女性”。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名妓实质上有一种“本地之主”的身份意识，这是她们自信的基础。
贺萧考察的历史时段与安克强相似，她从女性主义视角着手，将几位最红名妓的生平传记连缀起来，替她们发声。她认为妓女一方面非常冠冕堂皇，一方面又是苦难的，讲述她们作为性工作者受到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生活与劳动，主要是从权力与控制的视角来处理这一主题的。
这些女子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评价她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作用?他们的这两个处理方式各有其优长。但我个人觉得，所谓妓女遭受的压迫与痛苦其实是没办法客观评估的，很多大家闺秀也有压迫与痛苦，比如包办婚姻等，她们的处境不见得就比上海妓女好，这些都无法衡量。我试图考察的是名妓在文化上的影响，我的题材主要是文化方面的，报纸、小说、照片、城市指南、地图、明信片、竹枝词、回忆录……这些材料有个明显缺点，它们都是文人写的，都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叙事，基本价值观和视角比较一致，所以要还原出比较真实的文化史，是个艰巨的任务。我试图将不同材料的相互对峙冲突呈现出来，在张力中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将时间、叙事者和文体各异的材料汇集起来加以互证以还原历史的语境。20世纪就是一个视觉的世纪，有这么多城市标榜自我的视觉材料，我觉得上海是一个最自爱的城市，你看书店里上海人写的关于上海的书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从开埠以来这种叙事就非常多。
“上海名妓的时尚文化对皇室地位形成了挑战”
东方早报：叶文心在《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的结语曾经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上海究竟是谁的上海?你呈现的更多是一种娱乐文化中的上海(摩登性、消费性、游戏性等)，以及创造这种新型娱乐文化的名妓(卖笑为生)与知识分子(卖文为生)，这是你理解的当时上海文化最重要的特质吗?
叶凯蒂：上海究竟是谁的上海?这是移民社会的共通问题，比如美国是谁的，新去的移民者很快成为它的主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海，看你是做什么的，你的企图如何?
每一个大都市的娱乐文化都非常重要。像巴黎、伦敦、纽约，娱乐文化是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并且整个国家都以旅游娱乐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西方现在开始有对娱乐业的研究，但中国几乎没有。上海作为19世纪晚期中国最重要的娱乐中心的地位一直被忽视。事实上，那时上海城市形象的关键正是娱乐业，是它让各路金融巨子、往来客商慕名而来。我想讨论的就是娱乐业文化对大都市自我认同的影响这一问题。
早在好几年以前，法国政府给巴黎市民写了一封公开信，算了一笔账，告诉他们巴黎百分之八十的开支靠旅游，请他们对外来者善意一点。而我所讨论的不光是娱乐旅游业在经济上的重要，而是它对社会变迁、文化变革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层面那种温和的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娱乐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物起的作用非常大。当时妓女对文人刺激很大，他们从士绅精英阶层变成了城市里的工薪族，而上海名妓不仅生意兴隆，还逐渐变成了职业艺人和女商人，两者权力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当时城市女子在服饰妆容、行为举止上都纷纷效仿妓女，《游戏报》就说你们又不是妓女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妓女很时髦，当时徐家汇建了一个博物馆，妓女是最早去参观的人。她们很好奇，脑子很开放，因为小脚走路不方便，就特制一种新式鞋子。可以说，名妓们以炫目的衣着、豪奢的室内装潢和公共场所的自由派头，对北京皇室的至尊地位形成了挑战，以前宫廷至少对全国的品位与服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名妓通过她们追求的事物以及公共场合的表现，形塑了新型都市女性的形象。她们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而文人群体——上海第一代城市知识分子，供职于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与教育业，是摩登时代的“形象制造者”。上海城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形象”和“形象制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