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空间广阔 部分环保部门为违法企业撑起保护伞
审批权限不受监督寻租空间异常广阔
部分环保部门为违法企业撑起保护伞
近年来，群众针对环保部门“不作为”的质疑越来越多：我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达1000多部，环保部门是拥有立法“尚方宝剑”最多的部门之一，然而，环保治理效果却差强人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环保部门甚至被人戏称“患偏瘫”。《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广东、江苏、安徽、河北等地发现，部分环保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背后，是环保部门审批权力过大，几乎不受监管，因此，有选择地对不合格环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动利用职权寻租。
环保部门在解释自身为何难有作为时，往往归因于“不敢作为”。一些环保官员说，政府强势，环保弱势，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缺乏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地方政府干预环保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问题在于，政府一介入，一些环保部门立马丢掉原则和操守，充当地方政府违法的“家丁”、“打手”。“不敢作为”的背后，多数是“不愿作为”。
珠三角地区一位环保官员告诉记者，他所在辖区的一座水库，被卖给一家地产商搞房地产开发，盖起了星罗棋布的独栋别墅和高尔夫球场，而该水库的水域和四周山地，属于一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这显然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当初在对项目进行环评时，他本想反对，但考虑到这个项目是市委某领导引进来的，只好给这个环评亮“绿灯”。现在想起来，他觉得很惭愧，为了让开发商搞房地产，违法毁掉一个好端端的一级饮用水水源地，“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湖北中部一位县环保局副局长，则是少数“愿作为”、“敢作为”的环保官员之一。他说，县领导要引进一家污染企业，投资几千万，他坚决反对，县领导多次威胁，他就是不同意签字，最终还是没有引进这家企业。他当时也担心被“穿小鞋”，好在这名县领导后来受贿东窗事发。
这位副局长坦承，在环保部门，明哲保身、谄媚权贵的人越来越多，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人越来越少，“弃环保之责任，讨领导之欢心”风气盛行，令人痛心。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基层环保人员“一边不作为，一边乱作为”，这种行为最让群众寒心。群众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环境问题，部分环保干部装聋作哑、懒懒散散；然而，对于企业老板的“糖衣炮弹”，却又“挺身而出”，胆大妄为，敢破底线。
一些环保纪检干部指出，绝大多数“乱作为”是违法违规的。安徽省2013年查办环保系统腐败窝案、串案，该省16个市环保局无一幸免，许多环保官员主动帮企业造假，套取国家环保项目资金。蒙城县环保局原副局长赵瑞一个人，就帮19家企业造假，骗取环保财政资金数千万元。
而“不作为”却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位于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京西学校，流经其校门口的北小河恶臭熏天，该校学生的父母很多在各国驻华使馆、联合国等驻华机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举报后，北京市环保部门却连污染源在哪都说不清楚，“国际玩笑开大了”。北京环保人士文剑平说，很难说环保部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失职”。
相当多的环保“不作为”，暗地里和违法企业老板“眉来眼去，勾肩搭背”，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人民币服务”。
位于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夏埔工业园区的广州市港威洗漂有限公司，在出租厂房过程中，允许没有排污许可证的漂洗企业排污，以此牟取暴利，涉嫌变相出租排污许可证。记者就此事进行了采访，新塘镇环保所毛所长却说，“我不懂环保法律法规，不知道它是否违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塘镇环保所还出具书面材料，“证明”广州市港威洗漂有限公司排污量并未超标，但该企业在和广州欣颖服装有限公司民事纠纷的法律文书中，却承认自己排污量超标，不得不私接管道到附近的新洲工业园。环保部门和企业“自摆乌龙”，数据“打架”，至今未见增城市环保局采取任何行动。
当地一位环保干部私下告诉记者，这种乱象距离公开腐败，只隔一层窗户纸。环保治理难，根子在于一些基层干部与社会不正之风同流合污，“小部门大腐败，小腐败大后果，人民政府公信力就在基层不作为和乱作为中流失”。
环保部门往往自称“弱势部门”，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环保部门并非清水衙门，它拥有强大的审批权，而执行力却很弱，这就为不法官员提供了广阔的寻租空间，导致环境违法有增无减。
“盯死厂长，就会送钱”，这是一些环保干部权力寻租的典型路径和心态。“发明”这句经典言语的是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当年，他在现场核查河南新乡市一家造纸企业时，收受、索要贿赂190万元，还嫌太少，提出再要300万元，他口气强硬地对企业说“这是任务，必须完成”。
一些企业老板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企业如果不送钱，灾祸肯定随时临头。”去年12月份，广东清远环保局前局长陈柏和与人谈论如何利用手中职权敲诈勒索辖区企业时，被人录音，他说自己“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而且整间厂倒闭，在别人看来都是合理的”，“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找一两间厂，到了那里打麻将，就可以盯死那些厂长，他们就会乖乖送钱给我了”。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就是一些环保部门“不作为”的根本原因。广东一名环保纪检干部说，几乎每一桩环保“不作为”“乱作为”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违法勾当。
环保部门权力过大，几乎不受监管。曾在环保系统工作17年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说，当前环保部门的审批权在加大，很多领域和环节都需要审批，甚至是前置审批。环保部门会有区域限批、流域限批、总量控制、环保年审等，在强化治理的同时，也拥有了卡住企业发展的权力。
环保部门“不作为乱作为”，除了环保部门自身的问题，尚未构建真实有效的环保基础数据平台，缺乏公众多方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正向污染宣战，环保基础数据重要性更加凸显。记者近日在北京、江苏、湖南等地调研了解到，明确排污主体责任，服务环境监察，保障环保信息有序公开，都亟需加强环保基础数据建设。然而，环保基础数据建设从采集、整合和公开全过程都存在诸多困难。
环境基础数据建设因为牵涉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等多方利益，其建设困难重重，构建真实有效的数据平台陷入“三难”的主要根源如下：
其一，地方政府强化基础数据管理动力缺失。“数据和信息就是权力。”一位环保人员透露，其实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从用电量、用水量、产量等相关参数判断企业公开相关数据的真实性，但不少地方动力明显不足，主要因为通过环境数据的长期建设，便能实现可溯源可对比，公众多方监督无疑会加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环境成本。
其二，部门利益难以协调，信息建设各自为政。盐城市环保局局长吴雨晴说，同样的污染物投入水缸和投入大江大河，其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环境质量本身应该包括“质”和“量”的双重考量。但由于水量等水文数据基本掌握在水利部门手中，一条河的环境承载能力很难计算出来。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何春银说，无论是涉水部门之间，还是部门内部，系统之间未形成关联，数据存在片面性，极易导致治污、控污都陷入困境。
其三，造假拖延违法成本低，数据有效性不足。不少受访的环保管理人士认为，对于环保数据失真，环保系统可采用的相关处罚手段不多，制约手段有限，特别是那些大型企业，数据造假拖延瞒报的违法成本过低。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广胜说，长期以来，上游工业生产对区域水质影响到底有多大，往往出了事故才有人注意，平时常常被忽视，这说明我国水质在线监测体系产生的大量数据并没有真正用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在线监测数据缺少质量控制手段，其有效性有待提高，可靠性亟待保证。（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记者刘大江、秦华江、关桂峰、丁铭、白明山、袁志国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