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端端：“给母买药”的脱罪理由很苍白

　　广东惠东县原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黄祝南，被控在任副县长期间以母亲患癌需买进口药为由，通过哥哥黄祝明向企业老板索贿16万美元。庭审时一度引发是索贿还是借款之争，辩护人在庭上还打出了“孝子牌”。近日，惠州市中院一审认定二人构成受贿罪，分别判刑12年和10年6个月。（5月3日信息时报）

　　事实上，贪官们在东窗事发后，总会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进行辩解，以博得世人的同情，为自己辩解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继而有了五花八门的脱罪理由，“存私房钱”、“一时失足”、“身不由己，不得不受贿”、“给妻子治病”等等。广东惠东县原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黄祝南涉嫌受贿案开庭，揭开了“给母买药治病”的丑陋黑幕，黄祝南打出“孝子牌”，看似极其中肯、“可爱”、又几多爱心，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这种受贿理由不能成立。

　　从报道得知，黄祝南的母亲从2010年起多次住院，2011年11月病逝。按理说，黄氏兄弟本应在收到“借款”之后，就应积极投入到给母治病的环节，然而，两兄弟却根本没有实质的买药行为，与急需钱为母买药的迫切严重心理不符，根本就是在“自说自话”，掩耳盗铃，显然是以母亲生病住院的“家庭幌子”收受贿赂。而且，亲情是伟大的，腐败是可耻的，难道为“给母买药”就要拿公权力来作为资本来索贿吗？可耻的事情无论怎么“装扮”也不会显得高贵，变得正义，最后只会落得“自己打自己的脸”的下场，法律不会因为你的“亲情牌”而网开一面，黄祝南的如意算盘最后落空了。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显然，黄祝南利用了个人的职权的便利条件，虽口头说是“借”，之后害怕“东窗事发”又被“要回去”，一来二去，“借款”虽然“完璧归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了掩饰犯罪的心虚，而进行的“退还”。不管从收受到退交的时间间隔不管有多久，其受贿已经既遂，根本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还有，为了极力脱罪，黄祝南甚至还搬出了“任职期间工作勤恳，为当地作出了贡献，希望从轻处罚”的歪门道理，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就能成为减轻处罚理由吗？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即便是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不是市场、法治、人民真正需要的贡献，更不是减轻罪责的法定理由。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仅是对公平竞争市场规则的破坏，也是对法治的践踏。

　　笔者认为，“给母买药”不是索贿理由。古语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为自己母亲买药本是每一个子女应当做的必须做的，然而，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竟然不知道受贿给母买药的“非常之事，非常之时，非常之机，非常之急”是违法的，这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说到底，还是利令昏智所致，已分不清善恶真假了。而且，“给母买药”受贿，九泉下的母亲知道吗？恐怕身为母亲在弥留之际更不会让儿子因为自己做出如此的“傻事”。可以说，索贿与“给母买药”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只与“贪得无厌”有关，只是贪腐的“借口”罢了。庆幸的是，法院的审判更揭开了丑恶的“孝子”面纱，以受贿罪，分别判刑12年和10年6个月。

　　事实上，以“为母买药”的辩词为自己脱罪显得很苍白，反映出了干部监督管理的缺失。贪官在身陷囹圄时，用“孝心牌”来自我辩解语出惊人，可惊人的不仅仅是贪官私欲的暴露，更是负隅顽抗，想蒙混过关的险恶用心，必须识破这样的“诡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于发现各种变相贿赂腐败的，要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绝不姑息。

　　另一方面，“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贪心必起祸”，党员领导干部要注意小事小节谨防落入腐化堕落的“深渊”，要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官，把法治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戒尺和不可逾越的红线。身为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的，必须把握自己，管好自己，既要依法为当地企业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又要为企业老板划定泾渭分明的界限，建立健康、廉洁、相互信任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