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精英的知识是国人精神生活的盐巴

　　精英的知识是国人精神生活的盐巴，失去了它，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就会变得清淡寡味了。

　　在众声喧哗的当下中国社会，用一种声音强行统合多元，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即寻求多元的“叠加共识”，才是建立“共同的底线”。

　　在一个“庶民胜利”的时代，精英们是孤独的。这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尤显得明显。拜新媒体所赐，公众进入知识领地的门槛降低了，读书不再是知识精英们的事情，它还可被草根分享，人人皆可生产和传播知识，这就颠覆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折损了精英们的文化优越感。从知识消费来看，庶民与精英之间虽然有“交集”，不过总体而言，庶民与精英还是两个圈子。庶民的圈子是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大进大出，体量大，流量大，但成色相对低一些；精英的圈子小众化，精细化，小排量，含金量较高。面对众声喧哗、浊浪排空的庶民知识消费市场，精英市场就像一座座孤岛，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精英的声音不可缺席。精英的知识生产和消费，虽是小众化的，然而其意义非同寻常。精英的知识是国人精神生活的盐巴，失去了它，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就会变得清淡寡味了。

　　2013年的精英阅读，与往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有不少增量。大众消费存在从众效应，经常是抱团消费，因此说，从畅销书的维度进行考察比较靠谱；而精英阅读，多是个人主义的，虽然说也有小圈子的推介与传播，但大面积阅读同一本书的现象毕竟稀少。精英阅读是星星之火，一般不会形成燎原之势。面对星星点点的个人化的精英阅读，如何对其进行“面上”的把握？岁末时分，有不少媒体或机构以评选年度好书的名义进行多个版本的“好书”选举，多个版本各有交叉，也各有各的选择理由。笔者参照了不同版本的好书榜单，同时结合自己的观察视角，意欲搭建一个简易的知识沙盘。

　　2012年莫言获奖不仅是莫言作为作家个人的加冕仪式，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大婚”。“大婚”之后的文学生活，少了激情，回归于庸常。2013年的文学既不丰收，也不歉收，按照自然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行进。不过，有一个意外的小高潮，那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这本奇异的方言小说《繁花》虽不是出自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之手，但其艺术成色的上乘丝毫不输于大家手笔。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书写上海向来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高手云集，要想出人头地，实属不易。《繁花》以其独特的艺术路数探索出书写上海的新的可能性，复活上海方言的艺术精魂，用极具上海文化语感的文字叙述了一个“海上繁华梦”。

　　无独有偶，阎连科的《炸裂志》用故事的方式讲解了一个名叫“炸裂村”的“地方性知识”。他以“神实主义”的出位笔法，寓言般地书写了一部“灵魂出窍、脓血交融的当代世道人心史”。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作为知青身份的“终身携带者”，韩少功不满足以“致青春”的方式忆苦思甜或忆甜思苦，《日夜书》少有激情的贲张，以内敛、本色的笔触，穿越“知青”的整个人生，特别是对知青暮年的饱满呈现，大尺度开拓“知青文学”的当下空间，刷新了“知青”写作的新的高度。诗人欧阳江河对该书作出这样的评价：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安魂曲”。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出现危机的年代。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一书，意在求解这个重要问题。该书是徐贲的时评随笔集，多见诸当下主流报章。早先是一篇篇地零售，赢得很多掌声。这次“组团”出行，并以“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命名。此书没用抽象的理论与空洞道德说教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为切入点，通过理性、深入的分析告诉人们：怀疑的时代要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他强调人文教育、公民教育，藉此构筑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共识。

　　共识的难产，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一重要原因，即是精英们的共识难以临盆。近年来，精英们的意见分歧乃至对立，已经稀松平常。知识精英之间的“主义”战争，浪费了很多才情与口水，撕裂了原本脆弱的社会基础。因此，知识精英消除歧见，构筑共识，进而为碎片化的中国社会托底，这一点显得尤为峻切。秦晖《共同的底线》一书就昌明了这个意旨。当然，这不是秦晖一个人的声音，而是知识共同体的共同愿景。在众声喧哗的当下中国社会，用一种声音强行统合多元，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即寻求多元的“叠加共识”，才是建立“共同的底线”。社会领域如此，思想领域亦当如此。

　　历史经常会被现实照亮。现实愈是无奈，愈能凸显历史的幽暗与精彩。二十世纪虽然渐渐远去，但知识界对它的兴趣并没有丝毫衰减。原因在于，深陷其中的历史记忆难以磨灭。《现代世界的诞生》是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数十年潜心研究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心血之作。麦克法兰改写了马克思、韦伯等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从全新的视角解析现代世界的本质与特征，有说服力地分析英格兰现代化奇迹的发生。《被禁锢的头脑》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作品，有人说，米氏的《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同样以挖掘二十世纪幽暗历史，拒绝遗忘苦难的还有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该书第一次对古拉格这个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广角式的纪实性的描述，深刻揭示了劳改营生活的体制根源。《华尔街日报》对该书的评价是：“一部终于使我们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价值连城而且不可或缺的书”。

　　对中国历史记忆的打捞，是一个艰巨但不可缺席的功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不然，历史的失忆将导致苦难的轮回。在这方面，2013年的收成不俗，诸如，沈迦的《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都值得关注。陈徒手和杨奎松在知识分子主题上的邂逅，不能归因于偶遇，他们的交集应该有精英们共同的旨趣在背后起作用吧。

　　现实社会仍是知识界观察与思考的坚硬底座。思想的芦苇生长在坚硬的现实土地上注定是痛苦的。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处其中的任何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生活的超重和精神的失重。问题的失控式的爆发以及信息的病毒式传播，造成知识界很难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将纷乱的世界打理出一个秩序来。解释世界很难，改造世界更难。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感从来没有今天这般深重。知识分子不是救世主，他们甚至连自己也救不了。如果任由这种危机泛滥下去，知识精英们可能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对于一代知识精英来说，可为的空间往往是有限的，不能奢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总开关”。作家梁鸿的《出梁庄记》书写的是走出梁庄的农民进入城市的生命苦旅。梁鸿用纪实手法史诗般地展示了“乡土中国”的精神漂泊与命运困厄。因有梁鸿的出色观照，一个沉重的社会大问题鲜活而显目地呈现在当下中国的公共视野中。　■张涛甫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