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如何选掉毛泽东的前委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的枪声和号角中，诞生6年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建立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该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挥着更为年轻的红军，在战火硝烟、血火考验中，探索着前路。1929年12月底，这支新生军队最为骨干的一部——有“朱毛红军”之称的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九大”，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这一刻起，人民军队军魂铸就。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宣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正在进行的战斗，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任何一次暴动、起义或者“国民革命”。这个枪杆子要为人民打江山，这个政党要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

　　1929年12月底的闽西山区，朔风凛冽，隆冬的寒冷浸人心骨。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一座祠堂中，几堆熊熊炭火驱散严寒，映红了周边120多名红军身上的灰军衣。正在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古田会议”。

　　80多年过去，祠堂的地面上，至今仍留有当年炭火烧黑的印痕。而这次会议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像曙光一样照耀着新生的人民军队，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四军的一次党代会，为何会在党史、军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解决了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哪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答案要从古田会议之前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寻找。

　　而这场争论，爆发在这支被称为“朱毛红军”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和朱德之间。

　　二月来信

　　1929年4月初，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拿出了一封《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这封来自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

　　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根据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

　　“二月来信”出自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之手。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对红四军这支中共领导的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寄予了特别的牵挂。

　　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中央获知红四军的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而1929年初，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那的确是红四军创建以来最危难重重的时期。

　　1928年5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历经劫难，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红四军由此诞生。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在先后多次“进剿”(由一省敌人发动的进攻)、“会剿”(由两省或三省敌人联合组织的进攻)失败的情况下，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侵扰敌人后方，以打破敌人封锁。

　　然而，强敌面前，这个“围魏救赵”的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围魏”的朱毛主力反而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连战连败，且战且退，几乎是时时、处处濒于绝境。红四军的领导核心数次被敌人围困遇险。一次战斗中，陈毅被身后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急中生智，顺势把大衣往后一抛，恰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这才得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