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宁：“红头文件”纳入法网遏制权力任性

　　4月27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包含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十大方面，其中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红头文件”是否合法尤为受到关注。（4月28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行政诉讼作为公正、有效的监督行政方式，对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履行监督依法行政职权具有重大意义，是提高人们法治意识，惩治腐败的有力武器。然而，出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行为一律不可诉。使民告官案件中一些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此次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从考量行政主体强势地位出发，对“红头文件”由法院直接认定，即通过法律救济手段，把公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扭转为普通的权责关系，使过去治理与被治理者、管制与服从的关系，转变为法律平等关系，把权力置于法网之内，体现了良法善治。

　　事实上，行政权力事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其强制性和优先行使和效力易产生自我扩张性，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就是保证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得到正确反映和真正实现。因此，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腐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权力制衡。行政诉讼就是法院运用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权的行使，既提高社会民主法治水平，又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可以说，这次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确定法院直接认定“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就是从法律救济兜底，把公民与政府机关置于法律平等地位。如：诉讼程序、举证责任将不会因行政权力在法网之外而出现倾斜。有利于防止民告官案件不受地方干扰，有利于行政诉讼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限制行政权力，维护司法权威。

　　值得关注的是，有鉴于民告官诉讼起诉条件的判定复杂，此次司法解释把立案登记制摆在了首要位置，就是在受案范围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如：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强制执行等情况，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通过增加列举方式进行了具体化强调。适当扩大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去除了法律原则障碍，保障公民权力更具体务实。尤其是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有效解决了民告官却不见官的问题，为有效监督提高了行政效益。相信，只有我们拿起行政诉讼这一有力武器，就能遏制行政权力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