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本面未改变 新常态要适应
经济发展要适应新常态，在保证就业、通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力求经济增长总体稳定。政策上要保持宏观定力，只要百姓的就业稳定，基本民生得到保障，经济速度就是比较合适的，用不着大规模的刺激
国家统计局5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当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至3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跌幅虽小，但也引发了市场各方关注。
我国经济正延续降温、放缓的总体态势
“4月份的投资、消费和工业数据同比增速下降，表明了我国经济正延续降温、放缓的总体态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认为。
“主要原因还是转型升级造成的经济增速回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说，具体来看，消费市场方面，消费品从总的数量上来看未必减少太多，但由于近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表现为消费品的价值总量下降，继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比如一个杯子，过去售价5元，现在售价4元，杯子销售出去了，但表现出的销售额减少了。
剧锦文说，另外也不排除有些消费品从绝对量上来看是下降了，比如房地产消费减少，与之相关的家电、家具、装饰材料等消费品也相应减少。影响因素很多，但总的来说，目前的消费市场仍处于平稳状态。在完全市场的调节下，关于消费品生产的产业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
投资方面的波动，剧锦文认为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较大，目前市场的观望情绪较浓，房地产投资受到一定影响。政府在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虽然在加大，但主要还在规划阶段，尚未落实。工业方面，近期一些能源大省的经济增长尤为乏力，意味着工业品价格还在下降，影响了全国市场，这还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对传统产业的需求下降，进而表现为工业增加值的下降。
此外，高盛高华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宋宇认为，几方面增速低于市场预期，也可能是前几个月融资信贷收紧以及二季度以来财政支出增长缓慢所致。
在保证就业、通胀基本稳定前提下，力求经济增长总体稳定
“目前很多人在谈经济发展要适应‘新常态’。我认为，‘新常态’不应是单纯追求高增长的‘新常态’，也不应是通缩的‘新常态’。而应是在保证就业、通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总体稳定的‘新常态’。”宋宇说，4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环比都是负增长，难免引发市场对通缩的担忧。现在经济主要指标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与他认为应有的“新常态”相比，还是“偏弱了一点”。
“从现状来看，政策上要保持宏观定力，只要百姓的就业稳定，基本民生得到保障，经济速度就是比较合适的，用不着大规模的刺激。但是经济面临减速下行的压力，政府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增加高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出台小微企业减税政策，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牛犁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稳定，更有持续性。”剧锦文说。
牛犁则认为，以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来看，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是没有问题的。
转型升级效果已显，市场期待改革进一步深入
“目前国内转型升级的效果已经显现，比如东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现一些增长的苗头，状况与之前比已有所改善。”剧锦文说，“但总体的转型升级，还需要一些时间，特别是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等这些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这才能标志着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实现。”
宋宇也认为，从国内环境来看，改革红利在持续释放，比如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这不仅长期有利于结构调整，短期还可以稳定经济增长。铁路等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国际环境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共振越来越明显，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互相影响的程度在加深。美国一季度接近零增长后未来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是看涨的，对中国是个利好。中国目前的真实有效汇率在贬值，这对当期及未来几个季度的出口是有帮助的。
“我国正经历着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化，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位。处于后工业化的欧美国家服务业占比75%左右，我们离完成工业化还有比较远的差距，但已经开始步入这一轨道，结构在发生变化。未来文化产业、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发展将更健康更有后劲。”牛犁说。
宋宇认为，当前，市场期待改革进一步深入，真实融资成本降低，利率汇率调控更为灵活，真实融资成本降低，政策信号更为明确，这些都将更有利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和提高长期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