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评：记者监督社会，也该受到监督

　　据央视《焦点访谈》报道，王铭泽所在的《中国特产报》被多次举报有违规行为，已在2013年4月停刊整顿。就在报社停刊整顿期间，王铭泽等人依然打着“舆论监督”的招牌，到处进行敲诈勒索。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王铭泽等人就先后在陕西省各个县市作案40多起，涉案金额高达80多万元。

　　王铭泽敲诈的套路并无新意，先是找到一些基层政府，称要做反面报道，又声称，如果相关政府“买我一个版面，8万元，最低4万元”，就不做报道了，于是，钱一给、票一开，就坐车走人。案发后，王铭泽所在的《中国特产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他本人也被吊销记者证，并被刑事拘留。可谓咎由自取！像王铭泽这样的新闻敲诈并不罕见，《中国经济时报》河南记者站副站长郗永丰，《西部时报》甘肃记者站站长马玉华、山西记者站站长田华等人的招数如出一辙。

　　诚如报道所称，这些新闻敲诈的案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监督”和“曝光”为筹码，专挑毛病，借用媒体采访报道的权利来获取利益。不仅敲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和花样也越来越多。对此，中宣部、广电总局、国新办、公安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专项整治行动。

　　尽管涉及新闻敲诈的记者毕竟是少数，但危害不容小觑。新闻敲诈，触犯法律，必须严厉打击。否则，不仅败坏整个新闻行业的生态，更会污染新闻记者的整体形象。记者，本应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如果蝇营狗苟，热衷于敲诈勒索，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又如何写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如果拖累了整个行业，新闻业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

　　一些记者大搞新闻敲诈，以监督为名大行违法勾当，本质上是把监督权当成了可变现的工具。媒体有权利行使监督权，但是如果把敲诈视为监督，就背离了监督的本义，与监督背道而驰，属于赤裸裸的违法。按照“两高”去年的司法解释，利用或者冒充新闻工作者身份敲诈勒索规定数额的50%(1000～2500元以上)，认定为符合“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换言之，记者敲诈千元即可入刑。那些再试图敲诈的记者可得掂量掂量了。

　　防治记者敲诈，还应该监管记者所在的媒体。据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表示，有些媒体列出一个名单，今年要搞哪几个，明年搞哪几个，很多的新闻敲诈，大部分是捕风捉影。有这样丧失底线、毫无法律敬畏的媒体，就必然有视敲诈为能事的记者。媒体靠记者敲诈的不义之财生存，而记者通过提成致富，这种异化的生财之道必须叫停！

　　此外，一些地方、单位和企业选择“破财免灾”，也给记者敲诈提供了“机会”。身正不怕影子斜，遭遇记者敲诈，相关企业不必选择息事宁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前不久，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公布了某证券类报纸两名记者敲诈勒索案。相关记者利用职务便利虚构事实，妄图通过威胁敲诈获得不义之财，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龙岗检察院指出，各新闻媒体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约束，涉案单位或公民对于敲诈勒索行为亦坚决不可妥协，同时也要管好自身，不做违法违纪的事，让敲诈勒索之人之事无所遁形。显然，被敲诈方一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举报涉嫌敲诈的记者，另一方面也应该洁身自好，不留把柄。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记者有监督社会之责，更应该严格自律，筑牢法律底线，恪守职业操守。媒体监督社会，也要受到监督。只有时刻念着职业道德的紧箍咒，对照法律法规的试金石，才能大浪淘沙、去伪存真，才能维护社会良知的底线，保护社会秩序的根本。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多次强调强化行业自律，加大对新闻敲诈等问题的整治力度。记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坚持科学监督、准确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绝不搞以舆论监督为名的敲诈，这是最起码的底线，丝毫不能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