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老工人被判18年 托叶帅女儿申诉两月出狱
核心提示：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本文摘自《新京报》2014年1月25日C15版 作者：王学泰 原题为：《王学泰：我和我的狱友》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的《监狱琐记》面世。本书记载了作者“文革”期间的入狱经历，并描述了自己在入狱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了解历史，不足以认识当下，本报撷取了书中部分内容。
附会《推背图》，祸从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内部书店买书，结识了一批书友。其中有位中学教师汪先生，他有一本《推背图》。我爱读奇书，没想到因为读此书闯了祸，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图》这一类预言书的，但读起来像读谜语书一样也觉得好玩，有时也要猜一猜，以为谈资。当读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谶曰：美人自西来，天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当时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西方女子”写其来自延安；“琵琶仙”写其演艺出身；“皎皎衣裳”写其重视服饰，推广江氏“布拉吉”；“浑迹朝市”写她先卖艺，后发达；“闹乱君臣百万般”不言自明。中国的草民百姓从来都是原谅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竖”，就是“女祸”。我也是中国人，自然也难免俗。大学同学章某来访，聊及时事，自然而然就说到《推背图》。大学同学章某也爱奇书，把《推背图》借走了。
1975年春节，我在北京家里过寒假，章某到家来找我。他很紧张，一见我，马上说：“学泰，《推背图》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他把它复印了。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他把我牵扯了出来，公安紧着找我，追查《推背图》的来源，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对不起你，如果无事便罢；真出事，连累了你，以后补报。”
过了正月十五、怀着这种隐忧与恐惧、我极不情愿地回到单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县文教局保卫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县公安局的）开着一辆中型吉普把我从河北公社口儿中学运到房山县，在文教局隔离审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饭后，曹某说你的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1976年7月26日，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释放）。
有一位“冶金设计院”的技术员王某，他是去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从1962年到1972年这十年中是中阿友谊“蜜里调油”的时期，阿来到中国真是“要啥给啥”。被派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因此，王某能出国、能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那是很被人们羡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经两三年，工作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与阿方女翻译有了点暧昧关系。那时这是对外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一经发现，马上奉调回国。回国后连家都没让回，在院里交代两天问题后直接送到K字楼。一进监号的铁门王某傻了，因为正值夏天，号内的犯人，每人只穿一条三角裤衩，几乎近于赤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刚从国外回来、常出现在衣履俨然的正式场合的王某突然进入到这个画面中，对其视觉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王某定下神来，先是坐在炕箱上发呆，不一会儿只见他泪流满面。
小杨原是某部的工人，因为喜爱文艺、而且多才多艺、被选入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他能拉会唱，这在三中队的文艺活动中也展示了出来。他在原单位宣传队时与一个女声独唱演员有了暧昧关系，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里家外大闹，搞得杨狼狈不堪；当小杨尝试反击时，老婆使出杀手锏、把杨的“反动日记”交给了单位领导。于是原本很积极的小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离婚了，女孩也与他划清了界限。
为什么一个很积极的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来小杨在运动初期就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专案组成员。专案组是经常要提审牛鬼蛇神的，让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和反动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学问的人，有个反动学术权威是小杨的监管和审查对象，小杨经常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可是谈来谈去小杨觉得他说得蛮有道理，从而失去了对流行理论的相信，小杨被这个“阶级敌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听了那位“老鬼”话之后的心得体会统统写在日记里，大约平时他也跟老婆透露过，这次后院着火把这个要害问题引爆了。小杨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