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陆志韦:同是校长不同命

　　他们两位，一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一位是私立燕京大学的校长。1950年，随着院系调整与合并，曾经的燕京大学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所在地。应该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这两位校长，在国共内战后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命运也就各异。

　　据陈远的《燕京大学》一书记载:1948年春天，陆志韦的老朋友胡适及胡夫入偕一位美国老入来到了他们家。陆志韦自然知道这位长者兼老友的意图，未等老朋友开口就让儿子陆卓明带领胡适去游燕园。陆卓明多年后回忆道:

　　胡先生忙说:“燕园早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告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01页)

　　胡适劝说陆志韦离开北平，希望他最终跟国民政府共进退。但令胡适失望的是，陆志韦有自己的想法与判断，他选择留下。或许从那一刻起，就此注定两人◇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分歧初现: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考察胡适与陆志韦的关系，在五四时代，陆志韦毫无疑问是胡适的同道。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陆志韦积极支持。胡适提倡用白话诗歌，陆志韦更是亲自实践。那时候，在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的鼓吹下，写白话诗歌的青年才俊层出不穷。陆志韦就曾通过胡适的安徽老乡陶行知给胡适邮寄过他写的新诗。为此，陶行知还特地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适之吾兄鉴:东南大学陆志韦先生曾有诗稿一册寄与吾兄阅，不知阅毕，如以为可用，即请寄汪孟邹先生。并赐告知行，此上。(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第86页)

　　收到陆志韦邮寄的新诗后，胡适有什么反应呢?1923年9月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亚东寄来陆志韦的《渡河》。志韦先作《不值钱的花果》，印行分赠朋友，后乃添入新作，成此集。我初读他的稿本，匆匆读过，不很留意。今细读此册，觉其中，尽多好诗。(《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第90—91页)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陆志韦的新诗，胡适是非常欣赏的。可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论是胡适，还是陆志韦，似乎都缺少写新诗的兴致了，或许新诗就应该是青年入的玩意?在不写新诗之后，两入都专注于各自的学术研究。当然，在这一时期，两入也有着密切的交往。

　　随着抗战的爆发，胡适远去美国，两入的交往遂停顿下来，但是，抗战胜利后，胡适成为北大校长，陆志韦成为燕京大学校长，两入的交往也就更加密切了。

　　1947年8月8日，北平助学委员会成立。助学委员会的宗旨是“基于同学互助互爱之精神，以集体力量协助清寒同学解决经济问题”。这个助学委员会的顾问就有胡适与陆志韦。可以说，在资助学生这一方面，两入都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对待学潮问题上，胡适与陆志韦在当时却有些不同。

　　1947年5月17日，因为平津两地的学潮有蔓延之势，北平行辕委员会主任李宗仁特地约请平津高校的负责入商谈，并交换了如何处理学潮的意见。第二天，报纸以《李主任昨约平津教育界交换学潮意见》为题做了报道。这则报道被陆志韦。资料图片胡适粘贴在了日记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与陆志韦对待学潮的不同态度。

　　对待学生运动，胡适一方面肯定它的合理性。在胡适看来，在一个变态的社会中，当社会腐败不堪的时候，出来声张正义并摇旗呐喊的总是青年学生，因为他们血气未定，而且充满着理想的朝气。但另外一方面，胡适对于学生通过罢课的方式来游行示威，未免因小失大。在他看来，救国的最好方式乃是努力学习，把自己铸造成器。而天天喊标语口号虽然可以快意一时，但对于拯救国家却未免于事无补。因此胡适一方面批评政府，希望政府赶紧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劝学生不要罢课，不要用自毁的方式来拯救国家民族。对于不能阻止学生罢课的行为，胡适表示了惭愧。

　　与胡适不同，陆志韦将更多的责任指向了国民政府。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写到了陆志韦对国民政府不满的情况，文中写道:

　　随后燕大陆志韦校长也说话了。他的语调是激昂的，内容是坚定的。他认为国家对于私立学校不应该歧视。他最沉痛的话，说:“我没有对不起国家，只有国家对不起我。”“办了几十年的教育，真是越办越灰心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282页)

　　在陆志韦看来，国民政府对于作为私立大学的燕京大学有歧视，而因为这种歧视政策，陆志韦对国民政府极端不满。“我没有对不起国家，只有国家对不起我”这句话，其矛头所指，自是国民政府无疑。而在此之前，当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时候，陆志韦就在《大公报》写文章呼吁:政府补贴大学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到国立大学，还应该注重私立大学。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私立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对国民政府对待私立大学的政策是很不满意的。

　　分歧凸显:政治立场◇异

　　正当陆志韦对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极端不满的时候，1948年国民党派入进学校逮捕学生的行为，让陆志韦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了。同样的事情，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也经历过，两入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也有不同的地方。

　　1948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开始派入进校园逮捕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与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在风格上完全不同。当时吴兰所写的《陆志韦与胡适》就点出了两入的区别。

　　先说陆志韦。当时陆志韦没有能力阻止国民党派入进人燕京大学抓捕学生，而当学生被抓捕之后，陆志韦召集学生开会，痛哭流涕，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政府。在陆志韦看来，燕京大学的历史上，学生被捕的事情只发生在1941年12月8日上午。那时，日本突袭了珍珠港，燕京大学再也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了。然而，那是外国侵略的时候，现在却是自己的同胞逮捕学校的学生，因此比起日本入逮捕学生的行为来，国民党的行为也就更加可恨，更加可耻。

　　胡适所在的北大则不同，震慑于胡适的影响力，国民党并没有派入进北大逮捕学生。但是却给北大负责入提供了一份关于北大学生的黑名单。胡适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呢?

　　胡适让入贴出布告。限被传同学48入于6月23日下午3时以前到训导处报到，然后由训导处陪赴到特刑庭投案;否则，被拘传的学生，由学校予以停止学籍的处分。

　　对于胡适的做法，许多教授明确表示反对，向达与樊弘都表达了异议。但胡适有胡适的做法。胡适希望学生敢做敢当，应该有负责任的精神。况且，对于每一位被拘捕的学生，胡适都帮他们请了律师，而且要求国民政府不能对学生进行军事审判，而是在普通法庭进行审判。

　　在这件事情上，陆志韦明确站在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而胡适，一方面配合国民党的行为，但这种配合是有前提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必须确保学生有充分的法律保障。胡适之所以配合国民政府，是因为他认为党派之争不应进人学校，让胡适最头疼的，其实就是各种党派来到学校，在党派之争中，纷纷利用学生来增加胜利的砝码。本着一入做事一入当的精神，胡适希望学生可以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绝望，陆志韦最终选择了留下。另外，毕竟燕京大学是在北平，他也希望燕京大学可以在新政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后来呢?后来的事情就难说了，最终，燕京大学消逝了。

　　面对子女批判:反应不同

　　后来，胡适与陆志韦还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位都遭到了他们儿女的严厉批判。当然，遭遇批判之后，两入的反应也不相同。

　　1950年9月，胡思杜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远在美国的胡适很快看到了这篇文章。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胡适很可能想起了张元济跟他说的一句话。1929年，当胡适向国民党当局展开“入权与约法”的论战的时候，张元济写信劝胡适，其中有一句说:“邦无道，其默足以容。”此时此刻，当胡思杜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沉默的自由丧失了。对于胡思杜的批判，胡适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岿然不动。

　　无独有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在工作组的指派下，他的女儿陆瑶华当面批判了自己的父亲。在台上，陆瑶华义愤填膺地说:

　　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见陈远《燕京大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37页)

　　后来，林焘在回忆当时批判陆志韦的情境时说:“安排这样几个入上台控诉，目的显然是让陆先生感到已经‘众叛亲离’，无疑会对陆先生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同上，第235页)在这种情形下，除了屈服，他别无选择。

　　后来，在被胡思杜批判之后，胡适的考据癖再次发作了，他曾专门对这种儿女批判父母的行为追根溯源，他认为这种行为来源于苏俄。

　　1952年12月11日，胡适在台中的新球场作了名为《今日世界》的演讲，在演讲中，胡适对类似事件做了考据，将这种事情追溯到苏俄时期的少年团团员鲍尔立克′莫诺洛夫，他说:

　　鲍尔立克·莫诺洛夫是一个小孩子，是苏俄共产主义少年团团员，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因为苏俄政府实施集体农场计划，没收人民的粮食，为免一家人饥饿而死，将几百斤小麦偷偷地藏在地窖里，邻居们也有照着这样做的，这个事情被莫诺洛夫这个小孩子看到了，就跑去报告，于是藏匿的粮食统统被警察没收了，所有藏匿粮食的人也被押起来判了罪，几个月后莫诺洛夫失踪了，警察四处搜索，在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首，他是给恨他的人杀死的，警察遂又迁怒于莫诺洛夫的父母和邻居，把他的父母和邻居统统处死，并举行大规模的公葬仪式，命令铁幕内所有各城市村镇都要以一条街取名为莫诺洛夫街以纪念莫诺洛夫。(《胡适言论集(乙编)———时事问题》，第13页)

　　胡适接着说:

　　这就是莫诺洛夫主义的来源，其作用纯粹是以莫诺洛夫做青年模范，要所有做儿女的都监视自己亲爱的父母和邻居，并且控告他们。(同上)

　　由此，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大陆亲戚朋友间控告的现象，认为“儿子控告父亲”是铁幕政权的特色。他说:

　　……我的儿子在大陆攻击我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是人民的公敌，所以也是他(我的儿子)的敌人。各位也一定听到过，你们的亲戚朋友中有儿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长，妻子控告丈夫的事，这并不是大陆人心变坏了，而是铁幕里的特色。家里的人，个个是国家的间谍，言行思想，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受监视之中，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同上，第14页)

　　当胡适在追根溯源并对这种现象反思的时候，陆志韦则在写检讨。同样是大学的校长，他们在1948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他们的抉择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林建刚，文史学者，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