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别急着为“大师”定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号。但坏人与好人在法律面前同样平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不管王林过去的行为多么可恶，在其接受法律审判时，仍然和其他所有好人一样，享有依法自辩的权利；法庭欲对其依法定罪，依然需要充分且可靠的证据。

　　“大师”王林的“关门弟子”邹勇被绑架、谋杀，两名嫌凶随即落网，“大师”王林本人亦因涉案而被江西公安机关拘押。

　　自从王林的“大师”身份和丑行曝光，公众、舆论就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何时才被收监关押，等待着他的“七宗罪”被一一坐实。尤其是随着江西警方先后宣布，王林所涉及的非法行医罪、非法持枪罪，均没有发现有效线索和证据，公众和舆论的焦急更是进一步转为焦虑，猜测甚至认定这些案件不能坐实，都是王林背后的“靠山”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恰在此时，王林的弟子兼死敌邹勇被人绑架杀害，王林也因涉案而被拘押。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咒语终于被证实，舆论自然长出了一口气，就连平素最为冷静的评论者，也禁不住欢呼“‘大师’终于栽了”。

　　但这所有的欢呼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王林至今仍然只是“涉案”。按照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无罪推定原则，现在的王林最多只是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是千夫所指、劣行累累的“大师”。王林在这起绑架谋杀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只能由法庭经过严格认真的审理最终确定，而不能靠公安部门流出的只言片语推测，更不能按舆论的期待和猜测进行大胆的勾勒想象。因此，在法院审理之前，就欢呼“‘大师’的末日”，甚至开始分析王林获罪会给他背后的势力带来何种影响，实在是有点操之过急。

　　其实回顾舆论在王林事件中的焦急表现，本来就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譬如媒体反复提及的王林的“七宗罪”，既非司法机关指控，也非公安部门归纳，而是由和王林有着诸多利益纠葛的邹勇所提出，其指控的效力和被坐实为真实罪名的可能性本来就大可怀疑。至于其中的非法行医罪和非法持枪罪难以证实，其实也不难理解。除了王林自吹自擂和所谓“患者”替他吹嘘之外，指控王林非法行医，需要更具体、扎实的证据。而对于王林这样既不挂牌坐堂，也不开方拿药的“大师”来说，要证实其非法行医，显然比指控胡万林那样公开挂牌的“神医”困难很多，甚至很难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至于非法持枪罪，在缺少枪支这一关键物证的情况下，更是很难指控定罪。

　　王林被拘押之后，网上流传多份王林的“承诺书”，其内容都是承诺某某帮助将邹勇起诉、判刑之后，可以得到王林给予的数百万报酬。这些承诺书，也成为舆论指控王林有买凶杀人动机的新证据。但翻遍这些承诺书，其对被求助者的诉求，都是希望对方能用法律手段扳倒邹勇，甚至置其于死地，却没有一份明示或暗示对方采取非法手段。如果仅有这些书证出现在指控王林的法庭上，反而可能成为帮助王林脱罪的证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号。但坏人与好人在法律面前同样平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而这却恰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来含义。因此，不管王林过去的行为多么可恶，在其接受法律审判时，仍然和其他所有好人一样，享有依法自辩的权利；法庭欲对其依法定罪，依然需要充分且可靠的证据。

　　“大师”对社会的危害甚大，但“大师”从来都不是从天上空降，而是从我们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对“大师”神通的过分想象、渲染，就是“大师”成长的土壤。甚至在“大师”被揭露之后，这种想象和渲染依然没有随之终止，对王林的政商圈子的过度想象和对案情背景的无尽渲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大师”仍在散发着的“余威”。其实江湖术士从来都少有善终，不同的是，今天的他们不会再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烧死，而是必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