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的牺牲：国家高干连续自杀
文章摘自《苏联的最后一年》 作者：【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日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邻近马雅可夫广场的立交桥。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名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巴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代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激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作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同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官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很快找到了。一份放在住宅过道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三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拉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尼古拉·克鲁奇纳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吉·巴甫洛夫。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洛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吉·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唯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