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芳：农村留守问题是“换夫”闹剧引线

　　2003年，王阳和刘湘结婚了，由于工作原因，两人一直异地分居，不久刘湘生了一个儿子，由她带着在老家生活。而刘丽2001年在老家与冯胜结婚，由于父母希望女婿能上门，于是婚后冯胜就住进了刘家。但婚后不久，她得到了一个到深圳工作的机会，冯胜继续和刘丽的家人一起生活，一年后刘丽生下的儿子也在老家跟着冯胜生活。长期分居让两段婚姻关系在难以维持下去，最后上演了一出姐妹换夫的“家丑”。（2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姐妹换夫事件中，这戏剧性的情节，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无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从两对夫妻面临的现实境况来看，似乎又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方是女性留守，一方是男性留守，都是两地分居带来了留守一方的“出轨”，这种出轨与乡村留守妇女的出轨不同的是，为满足生活的需求，选择的对象是自己亲姐妹的丈夫。

　　这与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留守妇女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选择与同村在家一些男性发生关系的结局不同，不是女方在事发后被男方抛弃，或者是在村子里混不下去，而是姐妹两似乎有了个双赢的结局，姐妹两都找到了自己更加适合生活的配偶。

　　在这起事件中，舆论重点是落在这一幕戏剧性的结局，却少有看到这是“留守”这种现象的必然产物。社会上对农村留守妇女现状的研究不在少数，光是评论家洪巧俊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了“体制性寡妇”一词，了解了农村妇女在没有性生活的艰难现状。

　　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近5000万的留守妇女，她们面临的沉重的家庭负担，性生活缺失等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渐渐地被搬上了公众的视野。此前，江西政协委员熊彤建议加大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尽可能多的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让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实现在本地就业、就近就业，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熊彤的建议无疑是解决留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先不论户籍，居住证等一系列的限制条件，这毕竟是政策上面临的艰难问题，短时间内恐怕取消户籍限制还是不现实的问题。

　　那么，在此之前，加大农村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农村的劳动力固定在农村，是解决农村留守问题的不二选择。

　　但是，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政府支持，离不开优惠政策，更需要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而这些都是需要有专门的人才、经费、进来调研，进行引导的，这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

　　例如，河南省淅川县通过开展“项目经济年”活动，短短9个多月时间，就与24个外商签订了合作合同，合同资金达14.09亿元，其中超千万元项目15个，超亿元项目4个；河南省登封市始终把项目开发作为招商引资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项目开发、包装机构，聘用了有经验、懂经济、素质高的专业技术人才，组建了登封市项目专门开发机构，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由外经办协调运作进行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发和包装。目前已完成开发、包装涉及旅游、医药、化工、冶炼、建材、农副产品加工等项目近百个，为科学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再回到留守问题，农村如果留不住年轻人，留守带来的“换夫”闹剧必然还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