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日本得知鲁迅逝世：我是不能不哭了

1936年7月，萧红乘船东渡日本。萧军此时仍留上海，其后又去往青岛，两人来鸿去雁，开始将近半年的通信。

萧红此次日本之行，原本是为了与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会面。可是当她到了日本才得知，弟弟已经回国。萧红初到东京，人地生疏，“看的书也没有，报也没有，心情非常坏，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到9月份，又病了一场，“这样剧烈的肚痛……从早十点痛到两点。虽然是四个钟头，全身就发抖。”

在这种孤苦无依的状态下，萧红自然将萧军当作自己最好的倾诉对象。她在赴日的船上就给萧军写了第一封信，其后也保持着一周一封的密度，经常是今天寄出一封，第二天就又写下一封。她同样热切盼望着萧军的回信。“我已经来了五六天了，不知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你近来怎么样呢？信很少，海水还是那样蓝么？”——这样的埋怨和嗔怪在信中经常能读到。

萧红写信，称萧军为“三郎”、“军”、“均”等等，落款则是“莹”、“吟”、“悄”——多为她的笔名。还有三次署名“小鹅”。这是萧军给萧红起的外号，形容萧红高兴起来，两只手左右分张，像一只受惊的小鹅。

虽远在东京，萧红对萧军仍十分挂念，经常在信中嘘寒问暖。她叮嘱萧军去买个软枕头，如果萧军不买，她就从日本买两个寄回去，因为“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听黄源说萧军喝酒厉害，萧红又马上去信劝慰：“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

在东京期间，萧红除了学习日文，仍坚持读书、创作。“我是渴想着书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既不烧饭，又不谈天，所以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天长得很。”她在信中多次要求萧军给她寄唐诗等书。与此同时，萧红也显露出旺盛的创作力。她到东京才一个月，就发出去“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其后，又用一个半月的工夫完成了3万字的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红因不懂日文，对于日本报纸的报道只能“渺渺茫茫知道一点”。当她确知噩耗后，24日就给萧军写信：“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她还关心着许广平，叮嘱萧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这封信后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刊载于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第一卷第五期。

萧红赴日其实是怀揣着情殇而去。因为萧军与陈涓的纠葛，她决定暂时与萧军分开一段时间。然而，空间的距离并没有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1937年1月，萧红回国后，两人关系持续恶化，最终天各一方。1942年元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4月，萧军才闻知萧红的死讯。他在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的命运。”萧红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年世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