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补课现象难禁 怕拉大与城里学校差距不得不补
如果不是一名家长打来电话投诉，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卖酒镇第二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卖酒二中”)这样一所地处偏远的乡镇中学，很难引发外界的兴趣和关注。
这名居住在卖酒镇乐太村的家长在电话中称，8月11日，就读于卖酒二中九年级(初三)的孩子就要返校补课，学校老师还要学生每人写一份自愿利用暑假去学校复习功课的申请书，并要求家长签字。
“申请书上写着‘如果我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导致事故发生与学校无关’。我一看到这样的话，就知道肯定是老师教的，他自己绝对写不出来。”这名家长表示，教育部门规定要“减负”，严禁假期补课和提前上课，可学校却以学生写申请的方式组织补课，违规不说，还逼学生说谎，这是最让他不能接受的。
各地中小学校利用假期补课早已算不上新闻了，但这位家长执著的态度和对教育现状的担忧，还是让中国青年报记者决心去卖酒镇走一趟。
假期补课：不能说的秘密
卖酒二中是位于玉桂公路边一个山坳里的乡镇初中，建校19年。8月底一个下午，记者4点来到学校，两扇铁皮大门紧锁着，老师进出时会开锁通过铁皮门上的一扇小门。
校园内，十多个女生正在操场上打篮球，看到记者陌生的面孔，她们纷纷把头扭过来。
“是的。”
“没有啊。”稍作迟疑后，她们答道。
顺着她们指引的方向，记者看到不远处树荫下，几个老师正在聊天。得知记者的身份和来意后，他们有些神色紧张。
“这些学生都是住附近的，想来学校打球玩玩，就放他们进来的。”一名男性数学老师还表示，老师们之所以放假了也在学校，主要是住在学校方便。
但此前一天，记者在学校周围走访时了解到的情况却跟校园里的这些说法全然不同。
家住卖酒镇乐太村的任丽(化名)就读于卖酒二中122班，新学期来临，她马上就要成为九年级的学生，但学校8月11日就通知大家返校学习，让她提前体验到九年级的紧张生活。
补课期间，寄宿在校的任丽每天早上5点50分就起床了，去食堂吃完早餐，她便会自觉地上教室默单词，背政治、历史、语文，直到7点50分老师正式开始上课。上完上午4节、下午2节课后，下午4点左右她可以自由活动到晚上6点半。“平时晚上是3节课，但补课期间，我们晚上只上2节课，9点20分就可以回宿舍了。”任丽说。
这两天，因为老师有事，9年级被要求补课的2个重点班学生获准回家休息。在卖酒二中，每个年级有6个班，2个重点班，4个普通班。普通班的孩子成绩较差，也无心学习，学校并不对普通班的学生作补课要求，只有重点班学生才能享受到学校特殊的“关照”。
但也有不少重点班的学生似乎并不“领情”，重点班学生卫楠(化名)说，因为8月20日下午要返校，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班上不少同学都更新了QQ签名：“又要回学校了，苦逼的生活又要开始了”。
卫楠告诉记者，从七年级(初一)开始，每次假期补课前，班主任都会嘱咐大家写一封申请书，除了必须要写上是自愿来学校复习功课，以及发生事故与学校无关外，其他内容可以自由发挥。
“班主任还教我们，如果碰到陌生人问我们在干什么，就说来学校玩或是找老师的，无论用什么理由，就是不能说是去补课的。”
“如果说补课，班主任就把你下放到普通班去。”卫楠说。
“如果换你怎么办？”
“作为一个普通老师，我也很讨厌补课。”经过一番沟通后，在卖酒二中行政办公室，教物理的莫老师坦率地说，其实补课现象很普遍， 现在大家都在抢时间，抢时间就是抢(学校教学质量的)生命。
“为什么大家都是想着给学生补课，而不是着力通过提高课堂效率来抓质量呢？”记者问。
“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在学校课堂里加班加点，一个是学生自己在家里加班到12点，你看不到而已。”莫老师说。
事实上，在教育主管部门“禁补令”的三令五申之下，学校组织补课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补课的现象却依旧普遍存在。城市的学校因为监管较严，不敢组织学生到校补课，但老师在家办班，家长送孩子去补习学校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县乡农村地区，监管相对薄弱，学校从以前组织学生补课，变成学生主动要求返校学习；从公开的补课变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卖酒二中只是加入这种转变的无数乡镇中学中的一所普通中学。
对于补课，卖酒二中重点班的学生们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今年毕业的112班学生小林今年以4个A+的成绩考上了玉林一所重点高中，他觉得假如学校不给学生补这么多课，也许他考不出这样好的成绩。他说，通过补课，九年级上学期就把整个学年的课程都上完了，下学期可以进行强化训练，对提高成绩有很大帮助。
回想起3年的初中生活，小林觉得对学校的感情挺矛盾的：觉得学校好是因为老师负责，管得严，但有时候老师各方面都管得太严了，除了学习，还管生活、吃喝，连学生带到宿舍的零食都会被班主任没收，让人感觉很不自由。
而今年上九年级的任丽则认为，大量的补课，使得学习生活特别乏味无聊，人在心不在，学习效果也并不好。任丽说，除了假期补课，平时周末也要补，重点班的学生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能回家休息一天，一些特别恋家的女生忍受不了，都转去普通班了。
任丽透露说，学校补课期间不收补课费，但向学生收取的伙食费比平常高，给老师的补课补贴也是从伙食费里出的。以假期补课为例，要等到快结束时，再根据实际补课天数来缴纳伙食费。
记者根据几名学生提供的伙食费金额计算了一下，每个参与补课的老师，每月所能得到的津贴最多也就是几百元。和城里一堂课几百元的补习班相比，这似乎更接近一种义务劳动而不像是“有偿补课”。
一名卖酒二中的老师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反复问道：“记者，如果换你来我们学校，你会怎么办？”
“不得不补”背后的乡村教育之痛
“我也感到非常困惑、矛盾。”见到记者，卖酒二中校长李军开门见山地说，补课现象难以禁绝，这背后是各个学校教学成绩的比拼，其压力不仅来自教育部门的考核，更来自于越来越多周边乡镇家长学生用脚投票的选择。
卖酒镇因为离玉林城区较近，很多学生的父母在城里打工，就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虽然有些城里的学校对于非户籍所在地的学生就读不免学费，但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现在一学期几百元的学费也算不上什么负担。
今年秋季学期还没有开学，卖酒镇有好多小升初的学生都已经去玉林城区的初中报名了。“一下子少了几十个生源，都是拔尖的学生。”李军惋惜地说，除了小升初的毕业生，还有一些学生会在中途转学。上级教育部门在考核学校时，入学率是一项重要指标。为了提高入学率，卖酒二中每学期开学时，都会通过组织校园烧烤、十佳歌手大赛等活动来吸引学生返校。
从硬件条件和跟外界交流接触的机会来说，乡镇学校跟城里的学校客观差距明显，如果再不抓成绩，好的生源只怕会流失得更多，学校愈加会陷入恶性循环。
义务教育阶段课改后，基层初中面临的形势可以说更严峻了。一方面小学升初中不用考试，全部直接升入中学，和过去相比，学生的学习能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厌学的比例更高了。记者看到一份卖酒二中期末考试的成绩表，普通班的学生中，各门功课及格的学生都得打灯笼找。对于同样要求减负的初中教育来说，教学模式改了，但评价的模式却没有多大变化，这让学校的管理者感到十分困惑。
李军认为，评价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应该比较从入口到出口的变化和提升，而不仅仅是看最终的成绩高低。“都说名师出高徒，但事实是高徒出名师，有好的生源来，我才能够把他培养出好的成绩。不然各个学校也不会那么疯狂地争抢生源了。”他说。
让这个校长发愁的不仅是生源，还有师资力量。来卖酒二中担任校长的3年，没有来一个新的老师，倒是不断有好的老师走。像今年学校就有3个优秀教师调去玉林市，“培养一个好老师，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学校要给他非常多的机会，包括培训、各个方面的投入，让他成为骨干老师，但最后成长起来还是走了。”李军感叹地说。
李军曾在学校尝试过一些新颖的教学模式，但老师感到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是备课量太大，另一方面老师的教学能力跟不上。可能一个学校能选出几个能力强的老师，但如果学校各个班都要求这样做，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实现。
在他看来，教改要实施到位，需要相应的设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师资，但很多乡镇学校的实际是——连上英语课都找不到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大部分学校最后只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城乡生活环境的两极分化，使得通过补课抓成绩，成了很多贫穷落后地区学校抓质量、谋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其悲哀。(本报记者 谢洋 通讯员 唐祥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