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短命真相：每天喝太多“人奶”而死
袁世凯怎么死的？袁世凯死于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不少书籍和文章提到袁的死，皆称他系“忧惧而死”。
而说起袁的忧惧，自然会令人想到袁“洪宪帝制”梦的破灭。袁确实因此行为触怒民众，引发举国声讨，弄得众叛亲离，置身四面楚歌之中，最终于忧惧中疾病发作，一命呜呼。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也如此写道，取消帝制后，“从此他(袁世凯)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但读罢这些文字，总不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似乎只要袁能继续坐在“洪宪皇帝”的“龙椅”上，免受忧惧之困，他就不会“忧愤成疾”，生命也自然会延续。这就是将袁的死亡简单归结于政治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袁在此时去世的全部真相。我们发现，袁在本应该“年富力强”的57岁时去世，是另有原因的。正是这原因决定了即使袁的“洪宪皇帝”继续当下去，他的身体状况也已注定，高寿与他无缘。
袁自小身体强壮，后来又进军队历练，人们因此有理由推断，中年以后的袁即使染疾，也不至于就此撒手归天。殊不知袁身体后来的所谓健康强壮，其实恰恰掩盖了这表象后面的不良生活方式。简言之，袁的短命，其实早已为他的不良生活方式所决定了，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据1913年即在袁麾下任职，时年17岁，后又在天津袁府任总管的陶树德回忆，乃父与他两代人在袁帐下奔走，他本人更是随侍袁左右直至袁去世。他说袁每天凌晨五时起床，之后进办公室批阅一会文件，“然后喝茶、牛肉汁、鸡汁。七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一般仅吃包子一两个，余下由侍从分充早点)”。
“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不难看到，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由于过分补血强身，导致袁经常患牙痛，大便秘结，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请中医诊治或灌肠……这些情况外人是无从知晓的。陶没有交代袁午餐时的进食内容，据袁静雪回忆，其父午餐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入冬后“每餐必吃”。除此之外还有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等。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须知人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入了不当食物，这不当就包括多吃、强补。而人体对食物过度的摄入、滞留、累积打乱了自然的平衡。吃进去的营养如不能正常排泄，积存在人体里也会逐渐变成“万毒之源”。由于排泄器官负担过重，因此毒素会流窜全身，影响血液清洁度，污染身体内环境。在这方面，袁的“进补”就是一个绝妙之例。袁从二十五六岁起就天天吃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另外“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袁世凯)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
就短期而言，此时袁给人的印象也许确是体质强健。但“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袁静雪语)。而且我们发现，在袁的日常食品中，难觅蔬菜、水果的影子。《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记述：“我(神)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远古时我们的祖先就一直以果实为主食，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和历史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不管社会文明怎么进步，饮食文化如何变化，人体消化器官的构造、消化过程以及生化反应还是和古人一样。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袁越是进补，越会加速他走向死亡的步伐。直到袁56岁时他才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不能接受了。”
袁的短命，除了饮食、滋补“出格”外，再一原因就是伤于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数，她们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据陶树德回忆，这些孩子小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甚结实矣。当时北京流行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所谓“多肥头大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胖墩。这显然不是小孩身体健康的象征。袁自以为多摄入滋补品，就会补身壮阳，其实他不知，人参鹿茸作为高级滋补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而且服用的量绝对有讲究。像袁这样没有节制的胡乱服用，就像纵欲一样，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势必付出生命的代价。
袁世凯网罗私党的手段：以美女笼络部下
袁世凯的发迹，最初起源于天津小站练兵。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命原广西按察使胡熵棻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闻讯立即组织幕友，编译兵书，仿效西方洋操编练新军。经各王公大臣的推荐，袁于1895年底接替胡熵棻，主持天津小站练兵，组建了一支拥有7000多人的“新建陆军”。
袁世凯训练新军，虽然也参照了一些西方洋操，但更重要的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教育部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命令”的军阀部队。所以，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罗网一批私党。
首先，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请来当参谋营务处总办;将唐绍仪、阮忠枢找来当文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又收用了一些小站旧人，如王怀庆、段芝贵、曹锟、陈光远、张怀芝、卢永祥、雷震春、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初步拼凑了新建陆军的班底。后来又加进了赵秉钧、梁士饴、胡惟德、杨士琦等等。
为了将这些人网罗成自己的私党，袁世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员采取了不同的笼络手段。首先对于武职人员，其中特别是头脑比较简单的旧军将领，就采用收义子、门生、封官许愿、小恩小惠、金钱收买等等手段。
如将段芝贵收为干儿子。段祺瑞的妻子死了，他就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嫁给段作继室，收为干女婿。后来冯国璋的妻子死了，他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作继室。至于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他一律都看作自己的学生。
他还指使他的长子袁克定遍与诸将领拜把兄弟。每当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喜事，他都要给这些将领一些特殊的照顾。这样，作为袁世凯台柱的北洋将领，不是他的义子，就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儿子的把兄弟。
袁还以美女笼络部下，如阮忠枢，曾在天津恋上一名妓女小玉，欲纳为妾，回来向袁世凯汇报，袁断然反对，说朝廷命官、新军将领，娶妓女为妾，有碍声誉。阮忠枢只得作罢。但背地他又立即派人将小玉赎出，又买了一所新房和一套家具，将小玉安置其中。然后领阮忠枢去成亲。这使阮忠枢感激不尽，从此更死心塌地为袁世凯效力。
有时候，袁世凯笼络人的手法很特别。1902年，袁世凯开始创办北洋新军，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任协统时，他表面上采用了考试的方法，看上去是公平合理。结果第一次考取了王士珍，第二次考取了冯国璋，可是段祺瑞接连两次都没有考上。第三次考试前夕，段十分紧张，担心再一次名落孙山，非但脸面丢尽，而且再没有提拔的希望了，所以闷闷不乐。
临考前的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端坐着发呆时，忽然传令官来找他，说袁世凯叫他去。段当即来到袁世凯帅府，袁叫他坐下，与他东扯西拉地说了一通。段告退时，袁世凯塞给他一张字条。段祺瑞非常纳闷，但又不敢当着袁的面打开看。
到家一看，原来是这次考试的试题。第二天考试时，他很快就考好，而且高中了第一名，当上了第三协的统领。段祺瑞深感袁世凯对他恩德如山，终身不忘。
岂料这件事后来被冯国璋和王士珍听到了，他们都哈哈大笑。原来王、冯二人考试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对于文人，袁世凯的笼络方法就不同了。如徐世昌早年流落河南淮宁，在蒙馆教几个小孩子读书时，一直穷困潦倒。后来结识了袁世凯，袁表示愿资助他进京应考，先后考中举人、进士，后任翰林编修等职。
但他在翰林院官小职卑，俸禄很低，又没有外放的机会。于是，袁世凯把他请到小站，以后又多次“保荐”他，使他步步高升，徐世昌遂把袁视为知音，加入了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袁的主要谋士。
唐绍仪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海关任职，结识了袁世凯。1885年，袁任驻朝鲜帮办税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回国，又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大臣的关防印信交唐保管。因此，唐对袁十分感激，曾以朝鲜海关巨款接济袁世凯。
后来袁世凯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后，即委任唐为新建陆军营务处帮办。以后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唐均追随其左右，历任津海关道等职。唐绍仪不仅自己追随袁世凯，还将其同乡、同学梁士饴、梁如浩、朱宝奎、蔡绍基等人介绍给袁世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帮手。
河南临汝人赵秉钧，早年在本县一家官宦人家当书童。此人虽然出身低微，可是野心很大。有人问他姓名，他说是百家姓上第一家。问他生日，他说是正月初一子时生。他取名秉钧，意为主持一国之政。
字号智庵，亦是善计谋之意。由于他办事干练，又善于迎合，很受主人喜爱，被提拔为典史，任天津捕厅。后又被袁世凯委任为巡警道。
袁世凯就是以这些人为主要班底，结合成了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后来，在中国政坛上，从这个军阀集团中出了许多在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