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非虚构写作”概念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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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的这本《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历经十年才得以出版。

“我写下这些，既没有想把它写得很狰狞，也不觉得它很狰狞，我只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事情，它应该被认真地对待。”

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一书颇受业内关注。作者袁凌是长期供职于财经、凤凰周刊、新京报等媒体的新闻记者，现任《博客天下》资深主笔。曾发表《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有影响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其中，高华特稿和《走出马三家》一文曾获腾讯网2012、2013年度特稿奖暨《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致敬”奖。

“在不成熟时期，我能够发表一些作品。可是到了1999年，我意识到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再也发不了东西了。九年，我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这是我人生的黑暗时期。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死亡，也与我当时的处境有关。我经常想到死，我作为一个作家是没有前途的，没有任何希望。”袁凌称自己当记者仅仅是为了生活，文学则是其从小就认清的使命。“我就是一个作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末尾，他说，“文学梦就是我生活的现实，只不过这个现实不被体制承认。

袁凌被称作“文字世界的手艺人”，《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为时下流行的“非虚构”题材，主题是记录死亡。在袁凌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中，有一草一木，有社会名流，有儿时乡亲，也有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每一次死亡都是郑重的墓志铭。

第一次端坐在死亡对面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实际开始写作于2000年，那一年袁凌27岁，身患肺结核。

邓布利多曾经说过，被拽进角斗场面对一场殊死搏斗和自己昂首走进去是不同的：被动地接受死亡和尝试去理解死亡，同样迥异。“病发的时候，我正一个人在郊外树林里。春天的桃花开得烂漫，土地还隐隐透着寒意，我躺在地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不过，这本书当时翻译的书名是《鬼》。”多年以后，袁凌在电话一头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当时的场景，言语间依然充满强烈的个人风格。

袁凌回忆，自己起身走出森林时，头痛，喉头发痒，迎着大太阳就开始喷血。连喷两三口之后，他以为自己当天就会死掉。强压住快要喷涌而出的一口血，袁凌竟然下山坐着公交车去了医院，并且总算“捡回”一条命。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并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半年后我痊愈，可是那种濒危时刻孤独无助的感觉终生难忘。”袁凌说，那是他第一次端坐在死亡的对面，开始打量和思索。

对死亡的思考与体会，袁凌还说过另外一个版本。

“我的母亲逝世得非常早，一点也没有给我报答的机会，这是我的赊欠。”还有家乡很多其他微小的东西，比如一棵树，年年吃到它结的梨子，可就是担心风大会把它吹断，然后压坏房子，最后把它砍了。“这是一个需要忍住心肠的事情。活着就是一个忍心的过程。但是你要有心偿还。”

袁凌想用一生的长度去记录别人的死亡。“最终希望记录下自己的死亡，至少可以记下那种过程和预感。”

借“非虚构”顺风出版

袁凌带着他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经历了漫长的出版过程。

“开始写死亡的时候，还没有确定要写什么概念，但是我感到需要用最简单的、最不文学的方式，就这样一个一个去记录他们的死亡。如果我去写有关死亡的小说，我需要增删，选择曲折的、比较好的情节，还需要勾勒，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平等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袁凌说，虽然当时他还是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写，“可实际上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叫做小说。”

这本连作者都不知道该称之为什么题材的作品，在2002年定稿之后，长达十年无处发表。“我投过几个地方，都说不像小说。那时小说是文学里面最显赫的，而且把小说视作纯粹的虚构，是用娴熟的句法编织出来的迷宫。”袁凌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说。

近几年，“非虚构写作”概念盛行，这本书得到了出版发行的机会。“我很无奈，因为出这本书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来传播。其实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非虚构写作，只是不愿意去编故事，所以就这么写了。我的写作过程可能暗合了非虚构。”袁凌坦言。

因此，《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有作者对自身经历最真实的描绘。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

和袁凌共事多年的学者叶匡政评价此书称：“写作即拯救，至诚则无惧死亡。袁凌对死亡的凝视，不仅是庄子式的敲骨诘问，还透着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的沉思。这是写作者更广大的视野，死亡将以复活重现，受难也在唤醒悲悯和善。这是袁凌向死者偿还的债务，替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