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掳中国劳工在京起诉日企
两位离世劳工的子女怀抱父亲的遗像
张世杰老人已经87岁
昨天上午，37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劳工及遗属，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两家日本企业就二战期间强掳中国劳工赴日当牛做马向中国劳工及家属谢罪并赔偿每位劳工100万元人民币。北京市一中法院收下了劳工们的诉讼材料，正在审查是否受理此案。北京诉讼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经历了漫长的在日索赔无果之后，将在中国国内起诉日本加害企业。
诉说
八旬幸存劳工最大愿望：“让他们赔偿”
上午9点40分许，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人在他人的搀扶下，走进北京市一中法院的立案大厅。老人亲手将一叠厚厚的诉状交到立案庭法官的手上。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幸存劳工代表，现年87岁的张世杰老人。代理此案的律师团负责人康健律师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此次起诉日企的12位北京劳工中，只有张世杰老人和现年93岁的牟汉章老人还健在，其他10位劳工均已离世。
相关资料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本从中国抓掳了约4万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的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侵华日军用武力抓捕之后，押送到日本国内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所，从事奴役劳动。其中三井矿山奴役中国劳工5650名，死亡1023名；原三菱矿业奴役中国劳工3765名，死亡722名。4万名中国劳工到战争结束的不长时间里，就有近7000人被折磨致死。而战后得以返回中国的3万余名劳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
张世杰老人，是战后得以从日本回国的劳工之一。这位来自北京的老人于1944年被掳到日本，其间先后在日本的北海道、长崎等地区充当奴役，每天被押到井下为日本企业挖煤。
北京青年报记者问张世杰老人在日本做劳工时的生活，老人连连摇头和叹气，不愿多说。北青报记者问老人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老人坚定地说：“让他们赔偿。”
据代理北京劳工向日企索赔的康健律师介绍，当年被强掳到日本当奴役的北京劳工中，最大的六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在日本，劳工们不但要忍受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如挖煤、背石头、挖沙子等等苦役，还要忍受长期饥饿，被毒打等身心迫害。劳工们饥饿的程度甚至到了从垃圾里捡拾烂菜叶充饥。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X光片。这是北京劳工刘谦（音）老人的腿部光片，左腿骨上这处断面，就是刘谦老人被日本工头一斧子砍断左腿留下的罪证。”康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她介绍，刘谦老人的证词里称，其在给日本企业挖煤时，仅仅直了一下腰，就被工头一斧子砍断了左腿。到日本打官司时，刘谦老人曾痛哭流涕诉说其在日本做劳工时的遭遇和腿伤给他带来的终生痛苦。目前刘谦老人已经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昨天，刘谦老人的女儿怀抱着父亲的遗像来到北京市一中法院，代表父亲起诉日企。昨天作为北京劳工遗属向一中院递交诉状的还有另外两位离世劳工的子女，他们都怀抱父亲的遗像。
解读
依据国际法告日企 国际已有先例
张世杰老人告诉北青报记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和中国劳工代表曾亲自到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承认加害事实、谢罪赔偿。但由于日本相关方面对解决掳日中国劳工问题的消极态度，张世杰老人一无所获。在此期间，多位和张世杰老人一起到日本索赔的中国劳工先后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无奈之下，他们才在康健等律师的帮助下，在中国法院向日企讨还公道。
中国劳工律师团负责人康健律师表示，按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重大人权侵害案件，可以在侵权发生地也可以在受害人居所地提起诉讼。张世杰等12位北京劳工及遗属，目前大多居住在北京的西边，按照法院管辖权限，此系列案件选择到北京市一中法院立案。
据康律师介绍，此前韩国劳工及遗属已经依据国际法和韩国法律，在韩国本土起诉日本企业并获胜。律师团相信，中国的法律和法院也可以在保护中国劳工合法权益方面有所作为。
康律师表示，中国劳工在日本提起诉讼时的索赔金额是每人2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0余万元。此次张世杰等12位北京劳工按照每人100万元提出索赔数额，是参照在日本起诉的数额提出的赔偿要求。
康律师说，早在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中国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索赔案的终审判决中，就确认了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不当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
对于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企业将如何执行的问题，康健律师表示，这一点他们并不担心。虽然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的总部都在日本，但是两家企业都有代表处等机构在中国，三菱公司还在中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只要中国法院能够支持上述劳工和遗属的诉讼请求，执行就不是问题。文/本报记者 李罡 摄影/本报记者 陈柏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