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被摸死、巨蜥脚趾被弄断 呼唤科普新模式

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假日里迎来客流小高峰，有喜有忧。有网友表示，“有人违规把海星取出水面来拍照”，“开馆至今的确已出现有海星死亡的情况”。另外，“生命长河”展区内的一条体长两三米的科莫多巨蜥模型匍匐在走廊旁边，与参观者只隔着一道玻璃隔栏，由于玻璃隔栏还留有一些空隙，导致没能彻底保护“巨蜥”，“有参观者强行将手穿过缝隙去摸‘巨蜥’，不慎弄断了它的脚趾。”

为此，上博“发微博，表示因极个别不文明参观行为，造成‘巨蜥’爪子被弄断和海星死亡。”国内相关新闻报道几乎也都是这一惯有思路，即普遍认为公众素质比较低，难以管理等。

毋庸置疑，“‘巨蜥’爪子被弄断和海星死亡”当然可能存在不文明、“素质低”的现象，但从传播交流的角度看是否也显示出观众因有强烈兴趣而渴望接触、交流的愿望普遍很高,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呢？博物馆在科普工作方面有没有可以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呢？

传统的博物馆科普模式，基本上处于观众用眼观看或者被动听取的一种静态接受教育的状态，而且博物馆展品的更换频率也很低，所以有一个调侃的说法是公众大多一生去博物馆3次足矣：小时候去一次，成家后带孩子去一次，老了再带孙子去一次。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公众参与科学等运动的兴起，博物馆的传统科普模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工作重心已经从硬件展品的展示、说明转向展示主题、表达内容、与参观者关联性的深度挖掘，一个展览是否成功越来越要取决于参观者的反馈评价以及与参观者的双向沟通能力和水平，这使得交流、对话日益成为当今博物馆科普活动越来越重视的核心功能。这一点，从早期博物馆/科技馆主要是陈列、展览的功能，到中期的开始重视教育功能，再到今天推崇互动沟通并逐渐演变到科学中心的发展历史中，就能够大致看出一些端倪。

现如今，一方面公众对科学技术越来越关注甚至说警惕，而且其关注点远不仅限于传统科普的前沿科技知识的大众化介绍，诸如科学与社会互动变化的多元角度、环境保护与治理等综合性主题、转基因安全等热点问题以及大量的生活化、情境化的科普需求都在提出新的科普要求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迫于传统科普模式的不断失效压力，科学界、科普界也在相应改变自身的姿态，积极鼓励公众说出自己的想法、提出关切的问题，这犹如一次科普范式的转换，使得交流、对话成为越来越突出的关注点。随之带来的急迫问题是，博物馆传统编制的工作人员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公众纷繁多元的交流、对话要求。

国内博物馆/科技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是相对滞后，基本还没有多少意识。科技场馆的讲解员普遍还处在背诵或者朗读展品说明的阶段，观众稍微问一些深入或相关联的问题常常便会卡壳儿，既缺乏互动交流的意识，也不具备深度沟通的能力，科普讲解员大赛基本上变成了帅哥美女的选美竞赛。另一个具体表现是科技场馆近年来广受推崇的互动式展品的破损率很高、维修也跟不上，这与其说观众素质低下，不如说是观众在参观活动中互动、交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互动展品相对少却使用率高。还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则是在使用过程中缺乏专业指导、相互交流而误操作导致损坏，而科普场馆本身的固定工作人员分身乏术，根本应对不了这一庞大而复杂的需求。

因此，一方面，要增强科普是促进交流和服务公众的意识。如果那个展示的巨蜥模型以及活的海星不适合抚摸的话，为何不多设计一些可以触摸、把玩的展示模型呢？在国外的博物馆经常可以看到“请触摸”的提示，一些珍贵的化石，如恐龙的头骨特意做成坚固的模型摆在旁边供参观者抚摸和感受。

笔者几年前参观美国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开放日活动时，组织者想方设法鼓励大家与各个实验室里的各种动物亲密接触，我由此第一次用双手捧起了一只小刺猬，在蛇类培养室甚至第一次把一条细长的小青蛇挂在胳膊上。而周围的一群美国中小学生们显然早已是轻车熟路，玩的花样叠出、不亦乐乎：有把各种花花绿绿的蛇缠在脖子上当项链的，有盘在头上做皇冠的，有绕在手腕上当手镯的。旁边的几位科普志愿者（明显是兽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则笑呵呵地在一旁随时提供各种帮助，包括介绍不同蛇类的信息资料、回答提问、提出建议以及帮忙照像。

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科普志愿者制度建设，以适应科技场馆的科普模式向广博知识型、深度专家型的交流互动的方向转变。从国外经验看，相对灵活机动、成本低廉且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大批科普志愿者无疑是回应这一科普模式转化的重要举措。如笔者暑假多次参观交流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校园内的自然史博物馆，正式员工只有35人，而且分布在12个从收集、研究、设计到布展、教育、交流等业务部门，一年有20多万参观者，大量接待公众参观的科普交流工作主要靠200多位科普志愿者的参与。这其中，建立奉献社会、灵活参与、实现自我、合作共赢的有效机制是推动科普志愿者工作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