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在押贪官写“防腐手册”:要叫腐败者感到疼
狄小华
狄小华和数以百计的官员打过交道，地点，大多是在监狱里。
面对这位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时候，那些曾端坐于主席台上和办公桌后的人，穿着灰囚服，留着“寸发”，因为运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失去自由。
有人抱着头说后悔，也有人依然瞪着眼睛声称：“我肥私，但没损公，怎么就成了贪官？”
“犯罪的底线很清楚，但腐败的底线还不清楚。”狄小华边说边用食指点住桌面，用力一画。
作为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他已经花了七八年时间来“画”这条线。为此，他和检察机关合作，每年发表一篇专题报告，一对一访问了47名在押贪官，并对200多名职务犯罪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不久前，狄小华牵头编纂的《公职人员职业风险、自我认知、评估和调适手册》发布，印刷2000册，并将陆续发到南京市鼓楼区公职人员手上。这本被称为 “防腐手册”的小册子总共47页，包括34道测试题、评分标准和富含案例的告诫——题目得分越高，就越接近“踩线”。
“你对当官或升官的渴望？”“你对婚外情或婚外性生活的渴望？”“你对金钱和珠宝、字画等财物的渴望？”这些题目引起舆论质疑：问得这么直白谁会说真话？官员看了真有用？
狄小华抽出一本册子，啪地摁在桌上，“哎！说得很清楚，是自我测试！”
虽然不用上交测评结果，但狄小华相信，每个读到手册的人都会清楚他努力画出的那条线，踩线意味着犯罪。
“对于反腐和防腐这两件事，我的武器除了我的笔，还有手把手和检察官一起工作。” 这位犯罪心理学专家说。
从2005年开始，他开始与南京市检察院预防处合作，对各级检察机关进行培训，还完成《村官职务犯罪防治研究报告》等。眼下，他和鼓楼区检察院合作的“预防职务犯罪”课题，已经进行到第五年，成果之一就是那本“防腐手册”。
“他应该是南京的名教授中，最常跑检察院的一个。” 南京市检察院宣传处处长肖水金表示，狄小华不是那种待在屋里搞纯理论的教授。2013年底，他自己跑遍了江宁区检察院全部4个派出检察室，和所有的基层检察官都聊了一遍，只为“之后的培训能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狄小华认为，这全是因为自己经历，“和别的教授不太一样”。1980年，他17岁，做着“刑警梦”考了警校。可入学后，他发现警校改成了“监狱管理学校”，毕业后他被分回老家，成了一名狱警，一干7年。
当时，狱警和犯人谈话，一般都坐在椅子上，翘着脚、抿着茶、抽着烟，而让犯人蹲着，或者坐在小板凳上，称之为“居高临下”。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做法，很多都站不住脚。”这位教授如今表示，他曾用电警棍捅过一个拒绝劳动的犯人，那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动手打犯人，直到现在，他都牢牢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并在很多场合反复说起。
考研、读博、成为学者后，他长时间致力于废除劳教制度，同时反对利用人的“生理极限”进行审讯，并最早将“恢复性司法”这一法学前沿领域介绍到中国。这个概念与“报应性司法”相对，是“刑事和解”的基本理念。
“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犯罪只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个别行为。” 狄小华说，他认为刑罚惩罚的是犯罪，而不能依此评价一个人的全部。而如果不能从肉体上消灭罪犯，又不能送他们上外星，那就意味着，他们还得回到社会生活中。
“恨其罪，爱其人。”说话大嗓门的狄小华用温柔的口气说着这句他可能已经重复了上百遍的话。
而这并不仅仅是一句话，当他以教授身份又回到监狱时，他教狱警在与犯人交谈时，要“平起平坐”，甚至得利用坐姿让犯人放松心情，并给他们也倒上一杯热茶。对于惊讶、拒绝的狱警，他直接说：“你去蹲蹲看，看你能蹲多久，蹲的时候能听进去什么。”
狄小华痛恨腐败。但在访谈职务犯罪者时，这位教授“平等”的态度让很多犯人敞开心扉，说了“肺腑之言”。
聊天时，狄小华要求没有任何第三方在场，并与这些犯人签订“保密协定”，因为“犯人首先是人，拥有人权。”
这些“前科长”、“前处长”、“前厅长”大多数早已没了“官气”，但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路和良好的谈吐。这让狄小华觉得“可惜”，他越发认为，预防比严惩更重要。他要把大部分人，从腐败那条线的边缘拽回安全地带。
根据连年的调研、访谈和回收的调查问卷，他完成了一份《职务犯罪心理及其防治研究报告》。
其中，羡慕同事受到领导赏识，和因业务结识的朋友礼尚往来等情况，如果自评分数达到一定程度，都会构成腐败“高风险”，都离踩线不远。
鼓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梅琨表示，做这些问题最好一个人，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在台灯下，有些人也许会冷汗直冒。
“这34道题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给那些身居高位，面临诱惑的官员一个自我提醒的机会。”狄小华说，他把从“贪官”那里得悉的“小九九”、“小猫腻”、都详细写进了手册里，想让读的人明白，“我已经拆穿了你所有的心思，你不会侥幸逃脱”。
但在封面，他小心地使用了“公职人员职业风险”这个标题，“免得‘腐败’、‘犯罪’这些词搞得人心抵触。”
手册最后几页还附上了全国区号和南京地铁线路图等信息，以便吸引人“长久地放在案头”。
写文章、接受采访、忙着联系手册的出版……近来两周，狄小华很忙。中央反腐的聚光灯照过来，他多年工作的显影立即被媒体捕捉。他一边想要尽可能低调，一边又想对着不断伸来的话筒和录音笔，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下搞出名了，我焦头烂额，觉都睡不着啊！”他举着手机大吼，引来旁人侧目。
这也是朋友宋世明对狄小华的第一印象，“不像个教授样。嗓门太大，激动起来语速太快，门外的人以为在吵架。”
在宋世明看来，狄小华10年几乎没变。不管是参加研讨还是出席活动，他随便披件夹克就来了，谁也没见过他穿西装、打领带。
“你这身打扮丢南京大学的脸。”宋世明多次半开玩笑地揶揄他。
“官员唯一的面子是他到底为老百姓做了什么事，而学者唯一的面子就是研究成果。”狄小华坐在五六垛堆得一米多高的文件材料中说。这位博导、所长的办公室是窄窄的一小条，墙上除了东一块西一块的污渍，光秃秃什么也没挂。老式沙发里弹簧吱扭吱扭地响，饮水机落满灰尘，插销耷拉在早就干涸的水桶上。
气温降至零度，裹着棉袄的狄小华花了好几分钟，从一大堆杂物里扒出遥控器，对着空调摁了十几下，没反应。
“至少我还享受着三面大窗户的阳光！”他尴尬地端起用来泡茶的罐头瓶，灌了两口说。事实上，他更享受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别人送给他的绰号，“编外检察官”。
这位“编外检察官”推着电瓶车，走在南大校园外的小路上。天色暗下来，他指着远处的阴影说，职务犯罪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一些隐案或潜伏犯罪已经发生，还未被发现，反腐防腐要化被动为主动。
所以，他才想画出那条清晰的底线，“即使在黑暗中也能闪着红光”，从而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很多人都在做的事，还是腐败吗？”
他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自查、自省，大部分人主动远离了那条红线。“很多人都在做”变成“只有个别人在做”。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自信！”狄小华说，1990年，他是全国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狱警。几年后，他“看清自己在仕途上没希望”，又从监狱管理局考入南大读博。
后来，“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他离开机关，到南大当了老师。他的学生周金刚回忆，“在学校网站上的学术动态一栏，‘狄小华’这个名字刷新率太高了。”
自称非常自信的狄小华站在夜色中，身形瘦小。2002年成立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的时候，他还能靠一笔资助聘请助理，如今，因为所做的研究与学校考核相去甚远，他成了“光棍儿一个”。此前历时5年的研究，鼓楼区检察院给他的经费，是每年两三万元。
这位教授穿着杂牌子的旧棉衣，摁着数年前就过时的、已经掉漆的非智能手机，常年与动辄涉及金额百万以上的贪腐案件对抗。
“成就感除了发论文，还有成果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薄薄的嘴唇翻动着，干燥得发灰。说起最近的“苍蝇老虎一起打”，他觉得看到了进步，充满希望。但他很快又补充道，教育无法包办一切，但制度建设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场聚会上，狱警狄小华被同学批评，“脸总是板板的，讲话不留情面，职业病！”然而二十多年后，学生评价他，“笑眯眯的，平易近人”。
这样的转变似乎并没有动摇他的本性。当被问及如果有人明明看到了他画出的那条腐败的底线，却还是想要踩上去，该怎么办时，他努力咧开的嘴角忽然收紧。
“那就要叫他感到疼！”狄小华厌恶地挥了挥手，干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