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少子化，别老瞄着计划生育
近日，一篇“中国少子化警报”的报道，再次吸引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关注。有人把中国总和生育率过低的原因归罪于计划生育政策，解决“少子化”危机的对策也应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迅速调整。笔者认为，谈人口少子化，不能仅仅针对计划生育政策。
应该承认，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生育。主要问题是政策调整不够及时、不够成功。自上世纪末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开始转型，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到优化人口结构，计划生育的重心也转移到优生优育等服务。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还未根本调整，但政策实践的真实逻辑却已发生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农村计生政策严重依赖基层组织的“中心工作”和乡村干部的积极行政。但近些年来，随着依法行政的贯彻，以及基层工作重心的转移，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很难再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有强烈生育意愿的夫妇超生成本已大大降低。即便如此，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在下降。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客观上，“少子化警报”的真正威胁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一般认为，中国“少子化”现象在上海等发达地区表现明显，农村仍然有较强的生育冲动。其实不然。从整体上看，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也在迅速下降。一些生育冲动较强的传统地区，如华南、华北的宗族村庄，人们生育意愿普遍从“多子多福”转变为“儿女双全”最佳。一些生育意愿本来就较低的地区，如江汉平原农村，很多符合生二胎政策的年轻夫妇，主动选择只生一个小孩。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只埋怨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宗接代”的观念开始解体，农民不再认为多生儿子是人生圆满的象征。而城镇化等因素带来的村落解体，使农民在村庄内部的竞争压力大大降低，通过多生儿子来增强家庭和家族竞争力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子女教育成本急剧增加，很多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方设法让孩子在城镇中小学接受教育。再加上很多农村地区因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育成本的增加，很多农民不愿也不敢多生小孩。
因而，现在讨论“少子化警报”，不应盯着计划生育政策，而更应着眼于综合性的社会建设。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如何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让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提高人口质量；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解决家庭养老危机；第二，如何通过较有效率的涉农资金投入，大幅度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给将来仍需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的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