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婆遭儿媳举报“贩卖儿童” 原是办假证“漂白”非法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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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出生医学证明不仅代表着人生第一证，更是新生儿获得户籍、国籍的重要医学依据。

日前，初为人母的吉安市民肖英（化名）为孩子办理户口时，却被意外告知10年前已诞下一名女婴，还凭有效的出生证顺利入户，以她亲生女儿的身份生活、学习。

一番调查后，肖英发现炮制这场闹剧的竟然是她公婆，重重疑窦更折射出背后医院及计生部门为“老人”大开绿灯违规出具出生证和准生证。

最终，肖英把公婆和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同举报，以讨回自己被“剥夺”的生育权。

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举报背后的秘密

“噩梦”来得太快，以至于现在，年近六旬的聂水益（化名）夫妇还在竭力隐瞒孙女的来历。

2014年4月份，聂水益夫妇被“请”进了吉安市公安局吉州区分局，因为“涉嫌贩卖儿童”。

“在公安分局里, 聂水益妻子声泪俱下,连哭五六个小时。”据办案民警透露，老夫妻俩向警方交代, 所谓“贩卖儿童”其实是收养，只不过为收养女孩,他们当时给了生育方1000元营养费,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交易。

经警方调查，聂水益夫妇在2004年收养了一个女孩，因未办理合法收养手续,系非法收养，但并不属于拐卖儿童。因已经构成既定事实，而且涉及家庭纠纷，之后就不了了之。

警方所称的“涉及家庭纠纷”，也正是让聂水益夫妇俩心痛所在，因为举报人就是两年才难得回国一次的儿媳妇——肖英。

就在肖英将自家公婆举报到公安局的同时，聂水益的独生子聂超（化名）则多次在网上发帖，将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吉州区北门街道计生部门等牵扯了进来。

聂超在《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盗用名义制假出生医学证明》一帖中称：“由于工作原因，我们2013年7月生下第一个孩子，但在计生部门办理入户时,却被告知已于2004年诞下一名女婴，并早已被领取了一胎生育指标和独生子女证，因此将我孩子视为计划外生育，必须在交清社会抚养费后才能领取上户相关材料。”

“之后，我们还通过派出所查到该女婴的出生证明，意外的是上面填的也是我们夫妇信息，卫生局还承认了该证明的真实性。”为此聂超夫妇首先找到了发证单位——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然而医院的态度令其吃惊，“他们承认这张证明是虚假的，但为了保护职工，不作任何表态”。

聂超在帖子中描述，经多方打听，得知这名女婴当时是通过妇产科医生杨晓（化名）中介买卖交易，而医院开具有效出生医学证明就是交易内容所包含的。

聂超夫妇双线出击，是希望享受到现在国家放宽的计生政策——单独二胎，而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造假使他们的计划落空了。

在肖英夫妇举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抱来的和亲生的

要揭开这个秘密，先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03年。

这年4月，聂超与肖英结婚了。没多久，两人赴日留学、生活、就业。其间，平均两年回来一次，每次滞留20天左右。

聂超夫妇俩走后，聂水益的家便安静了起来。

一年后的夏天，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打破了聂水益家中的寂静。

据吉州区北门街道当年的计生办主任陈红艳回忆，没多久，聂水益就拿着准生证、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原件让他们给办理入户手续。

关于孙女聂可可（化名）的来历聂水益从来不对外人提起，但外人并不包括他的儿子、儿媳。

按照聂超夫妇后来对媒体的说法，对于这个抱来的孩子，他们也开始慢慢接受，回国后也曾买过书包、文具给名义上的养女。“我们希望这样能够弥补不在老人身边的遗憾。”

谁也没想到，10年后打破这个家庭平静的也是一个孩子。

2013年7月初，34岁的肖英回国产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之后，当肖英前往北门街道计生部门为给孩子办理上户的相关手续，无论她怎么解释，计生部门都不相信她是第一胎，她甚至拿出护照出入境记录来证明当时自己根本就不在中国境内。

更令她气恼地是，街道办计生办工作人员当场就没收了他们所在单位和居委会开具的未生育证明书，并视之为造假材料。

随后，夫妻两人到派出所查询，经过调阅公安户籍档案发现，这个2004年5月28日出生的女婴就是聂可可，出生证父母栏赫然写着聂超夫妇的名字，此外，还有他们的身份证号码。

紧接着，聂超夫妇还查到了准生证,“吉安市第五街办(北门街办)开具的一胎生育指标，都是在我们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具的”。

最终，真相浮出水面：因为没法按正规收养程序走，聂水益夫妇为图方便，到医院开具了出生证，并按亲生孙女上了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