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办特区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核心提示：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原标题为“大逃港：追寻历史幕后 ”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 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 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 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 。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 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 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 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 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 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 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 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