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秘密恢复中央妇委组织 以姐妹玩牌为掩护
如今，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福建、山东和云南等地都有名称为《支部生活》的党刊。那么，最早的《支部生活》诞生于何处呢？本文经过考证，正是后来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支部生活》。 ——编者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邓颖超由鄂抵沪，她此行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
邓颖超抵达后，很快恢复了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她们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谐音“伍美”作笔名。
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申城，翌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书记，其他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增至七人)。
从假夫妻到真伴侣
当时，经过原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四处奔波，选中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设立中央政治局机关，此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三开间门面，熊瑾玎租下楼上三个房间，底层仍由二房东周赉生开办“生黎医院”；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便于掩护人员进出。
邓颖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前往实地察看，她悄悄走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的二楼，按约定暗号敲开门后，觉得十分满意，便对以纱布商身份驻守于此的中共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鉴于如此重要的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来做“老板娘”。邓颖超还在“福兴字庄”建起党小组，并叮嘱朱端绶：“你和‘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就这样，邓颖超常去那儿与熊瑾玎、朱端绶一起过组织生活。
后来，熊瑾玎、朱端绶因志同道合，很快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志夫新话”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内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邓颖超与“直支”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后，决定创办一份《支部生活》。
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支部生活》的编辑，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十二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一至两期，每期字数在5000~10000，为了保证隐蔽性经常采用伪装封面(如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二十六期采用了谐音的“志夫新话”伪装封面)；起初每期刊行七十五册，后来根据需要有所增加。
邓颖超对《支部生活》的编辑非常重视，她曾到中央政治局机关向领导汇报刊物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办好刊物。邓颖超平时一直注意从多方面地了解党员思想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她还以“直支”的名义在刊物上登出启事，动员大家都来写稿。邓颖超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经常忙到深夜才休息。
《支部生活》的内容
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除刊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外，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并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
创刊号上登出了“直支”干事会(即委员会)的工作纪要，阐明“直支”的任务是：(一)加强政治训练；(二)督促工作；(三)整顿党员的日常生活；(四)讨论参加产业支部工作；(五)讨论秘密工作问题。第三期上登出了“直支”第十七党小组的报告和批评，并有“伍豪”(即周恩来)作的结论。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伍美”(即邓颖超)的《学习化与研究化》一文。第三十九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和《C·Y直支目前应注意的两个问题》等文章。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
后来，邓颖超因工作需用离开“直支”，《支部生活》仍然按原定宗旨继续出版，现在所见的最后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刊行的第三十九期。
可以说，《支部生活》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加强党的机关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邓颖超在上海期间，还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干事，并曾参与指导工人运动。当然，邓颖超也在关心周恩来的生活和安全方面付出大量心血。1932年4月，邓颖超根据组织安排离开秘密工作了四年多的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