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长寿秘诀：一直坚持不喝酒、不赌钱
107岁的邵逸夫安然作古，关于他的话题却未由此沉寂。人们很想知道他行走江湖的秘径，很想探寻他创造财富的逸路，很想悟出他慎终乐命的不二法门。
姑且从此开始吧。
江湖的跑法：在人生的片场，要跑着入画，跑着出画
邵逸夫英文名字叫RunRun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RunRun的读音相近。
无论哪一种诠释，都似乎前定了邵逸夫奔跑一生的样貌。
跑的第一层意思是，吃得辛苦。跑出来的才叫江湖，固守的常常是一潭死水。
尽管也算是早些年间的所谓富二代，邵逸夫从家族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却只是在兄长们创办的电影公司里跑腿打杂。他被分配到剧务组，主要负责清扫片场，整理道具，随时候着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的任意差遣。为了联系一个人，不得不耗上几天几夜；为了一件道具，不得不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到了放映组负责跑片源。还是个琐碎又受累的活儿，可是邵逸夫却乐此不疲。就这样，两年下来，邵逸夫几乎跑遍了电影公司的所有部门，同时把从摄影、编剧、剪辑到导演、电影制片各个环节的技能逐一掌握。
1926年，邵逸夫担纲摄影，拍摄了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的上、下集巨片《珍珠塔》。影片轰动一时。这部非常卖座的电影无疑是邵逸夫一路跑腿跑出来的，而那一年，他才19岁。
如果说在上海跑腿跑出一身本事，那邵逸夫和自己的三哥在南洋的跑码头则跑出了一大块邵氏家业。
初到南洋，既没有戏院愿意放他们带过去的片子，也没人同意租给他们像样一点的场子。兄弟俩唯一能做的就是扛着放映机随地搭帐篷，像江湖人一样跑码头。
为了节约开销，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事事亲力亲为，集老板、场工、放映员、司机、剧务于一身。当时他们使用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他们累得腰酸背痛，手臂沉重得连抬起来都很吃力。更要命的是南洋蚊虫奇多，每天电影放映结束，兄弟俩的身上都会一片红肿，奇痒难耐。由于是露天放映，为了防蚊虫叮咬，天气再湿热，他们也得穿好长衣长裤。好几次，兄弟俩都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而中暑晕倒。
每到一处新码头，天不亮邵山客就要选好场地，支起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写好的海报，拎着糨糊桶，在黎明之际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直到送走最后一批观众，往往已是子夜时分。
没过多久，邵逸夫就发现其实越是偏远的小城、矿场、乡村，越是他们跑生意的好去处。他们把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两兄弟带着那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这个“流动影院”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所到之处总是人山人海，观者如潮。
到了1938年，邵氏兄弟靠着流动放映车跑码头，跑出来一份大生意，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等地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和九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并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
跑的另一层意思是，识得进退，转身退场以守拙示弱守得云开，掉头远去不留意气留得元气。跑着出场才有尽早入场的机会。
事实上，邵氏帝国的几次穷途中寻出新路，都是从抢先“落跑”开始的。
上海滩时期邵氏的天一影业靠精准的商业定位，以首拍“古装片”、“稗史片”、“武侠片”名噪一时，也改变了原有的市场格局，尤其是威胁到了明星公司此前的江湖地位。在凭借《火烧红莲寺》收复了一些失地后， “明星”的掌舵人周剑云又联合了“大中华百合”、“神州”等五家知名的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欲合力打压“天一”和其他小公司。他们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当时的“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60%的份额，各发行商自然唯“六合”的马首是瞻，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与此同时，他们还实施了所谓“双胞胎”计划，即多方探查“天一”的拍摄计划，然后照方抓药，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并赶在“天一”影片上映之前面世。如此大招几乎让邵氏影业身陷绝境。
面对危机，邵氏兄弟们审时度势选择了“示弱”和“落跑”。他们没有如大多商战方那样以牙还牙、强力反制，而是一方面在上海竭力苦守，顺时待势，另一方面派邵家两兄弟远走南洋，另辟天地。
“天一”的示弱让“六合”的绞杀更加疯狂和不计成本，这很快使得“六合”内部因得失不均大起冲突，而同情邵氏的声音也渐多渐强。试图垄断市场的“六合”没支撑太久便形同解体，“天一”总算逃过一劫。后来日寇侵华战火蔓延，上海沦陷更重创中国影业，而邵氏兄弟的“天一”因为拥有南洋这样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反而得以存活下来。
到上世纪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华语影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但面对“嘉禾”、“新艺城”等香港影业新势力的崛起和竞争，邵逸夫再度使出他善“跑”的套路，毅然停掉了自己经营了近五十年的电影帝国，全力转向了电视传媒。为了见证自己的“落跑”货真价实，他后来甚至将邵氏电影的版权也整体出售了。
2011年，邵逸夫又不动声色地将“TVB”的股权出售，以104岁的高龄在生意场上继续跑出自己的江湖格局。
创富的逸路：更多时候，电影电视只是充当了他创富的花头
邵逸夫说过，拍电影不是最赚钱的行业。
邵氏的巨额资产虽然与影视有关，但绝不源自影视一端。和大多数这个行业的经营者一样，直接从娱乐业获得的利润通常极不稳定，更多时候，电影电视只是充当了他创富的花头。
1971年是邵逸夫事业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一年他把邵氏公司上市，面值2港元的股票以6港元的价格由公众认购。待至1972年香港股市牛气冲天，邵逸夫一口气赚下大半基业，而他的电影帝国则为这只股票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炒作题材，兑现能力自是羡煞旁人了。
娱乐业最易带高人气，邵逸夫在建设电影院线时，通常将附近的地产物业与戏院同时买下，利用戏院将该区带旺，再将物业出售套利。邵氏于上世纪80年代关闭大部分影院，把地皮改建为商厦或住宅出租。仅在新加坡，邵氏拥有的地产就包括著名购物区乌节路上的地标邵氏楼，内设戏院、百货公司及写字楼等。在当地，邵氏还持有邵氏广场、邵氏大厦等写字楼。
在香港，清水湾邵氏影城更成了他的摇钱树。邵氏影城这块面积达80万平方呎的风水宝地，是邵逸夫于1957年以32万港元买下的，当时每平方呎仅合0.45港元。坐拥众多地块的邵逸夫上世纪80年代接受黄霑访问时曾说：“好难估计我的家产有几多！我的地，一毫子当时就有一大块，我有成二百万呎地，你说值几多钱？实在好难讲！”
以娱乐业搭台，以金融、地产主唱创富大戏，邵逸夫在生意场上长袖善舞，赚得钵满盆满，旗下业务亦遍及海外。多元化的运营令他的财富不断增加，成为香港超级富豪之一。
邵逸夫究竟有多少财富？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曾有人估计邵逸夫的身家，至少不止100亿港元。
或许是为了避免香港不少家族发生争夺遗产事端，晚年的邵逸夫一直在将名下各类资产做变现处理。
2009年，邵氏兄弟公司开启私有化退市。有媒体报道称，两年后，股东们决定将邵氏兄弟以95亿港元卖给台湾宏达电子公司董事长王雪红、香港锦兴集团主席陈国强和一家私募基金组成的财团。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资料显示，2011年11月，邵氏兄弟已经更名为“Clear Water Bay Land Company Limited”。
此外，邵逸夫家族早年在香港购入用作戏院的诸多物业也已被陆续出售。例如在2009年，邵逸夫将观塘宝声戏院以2.18亿港元出售，另一处旺角文华戏院也已被卖出。而这些变现后的资金大多被装入了邵氏信托基金中。
据报道，在已被变现的资产之外，同时担任着邵氏基金、邵逸夫奖基金和邵氏置业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的方逸华名下仍有其他资产。除了持有无线电视0.26%股权，方逸华现在仍持有位于铜锣湾核心地段的珠城大厦基座翡翠明珠广场影院，市场估计现市值逾10亿港元。此外，邵逸夫还通过一家与方逸华同任董事的私人公司，共同持有炮台山秀明中心和北角海景台各一个单位，估值约2200万港元。而邵逸夫的四名子女则留在新加坡打理邵氏在当地的产业。现在，邵氏在新加坡的业务包括地产、影院、电影发行等，拥有邵氏商业大厦、邵氏楼、邵氏中心等8个商业地产项目，并持有6个住宅物业项目和7家影院。
据悉，一个没有被普遍关注到的神秘机构，在多层架构之下，管理着邵氏家族全部的财产，为邵氏家族成员护航。
长寿的秘途：如果说死亡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淤阻，那通达就是在我们有意无意接近死亡时，是否有透彻的自省从而以朴真冲刷掉命运的堰塞
107岁，对于一个打拼了一辈子的生意人而言，是一个不得不仰视的人生高海拔，也是非区区“养生”就能标识清楚的。
年轻时邵逸夫酷爱打网球，虽然常要应酬，但他一直坚持不喝酒、不赌钱、不做刺激身心的事，极其注重休养生息。日常饮食也清淡简单，油与肉可免则免，菜与鱼应多则多。上世纪80年代之前，传闻六叔邵逸夫一直是全港天字一号人参的大买家，南北行每有顶级人参，必会预留六叔一份。他曾向黄霑确认，买参的花销一年就要三十六万，折合今日则要百万之巨。
然而，从七十岁开始，邵逸夫开始习练气功和打坐，而不再进补了。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基本动作只是自然地屈起双脚，静心打坐，再深呼吸。他一般清早五点起床，先散步一小时，回家再练气功、太极拳。
但照此养生秘方抓药的人成千上万，而功德圆满的何以只有此人呢？
早年坊间时有关于邵逸夫吝啬的传闻，流传最广的一则是，1970年香港一间养老院见邵逸夫每天坐着劳斯莱斯经过，于是冒昧给他写信，请他行善施德。不久，养老院收到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金额只有500港元。养老院大失所望，随即把支票退还给邵逸夫。
真正令邵逸夫发生自我重塑的是他三哥邵山客之死。1983年，邵山客中风昏迷，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探顾左右邵逸夫惊异地发现，三哥在新加坡由于对员工颇多吝啬，在当地的口碑参差，而他身后的名声却不会随豪华棺椁而遁迹人世。于是在1985年年初，邵山客去世两个月，邵逸夫即捐出一亿六百万港元用作慈善，从此开始慷慨捐赠。
也许，生命的延展仅仅是基于心的通达。如果说死亡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淤阻，那么通达就是在我们有意无意接近死亡时，是否有透彻的自省，从而以朴真冲刷掉命运的堰塞。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