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钩沉】谷霁光：“八小时之外奋斗终身”

　　1907年正月初二，父亲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偏远山村。1922年父亲带着一身乡土气，走出县里，先后辗转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求学深造。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最初他选读了物理系，经过一年的学习，他觉得自己的数学基础差了些，难成大器，应该改学平日酷爱的历史学，于是他毅然决然换系，专心治学中国古代史。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年学习中，他培养了勤奋研读、吃苦耐劳的精神。大部头的古史，他一部部浏览，不是挑着看，而是倒架看，不轻易放过每本书、每个字，掌握了博古通今的知识，夯实了深厚的史学基础。他和吴晗是上下级系友，均因为成绩优秀被系里留下任教。

　　父亲的勤奋苦读是有口碑的。在北京学习和任教的七年里，只看了两场京戏，都是应酬朋友不得已而陪看的。罗尔纲先生很有感慨地说：“霁光同志身体那样朗健”，却“把生命浸埋在书中……不是为的‘颜如玉’，更不是为的‘黄金屋’而是为着要发扬历史事实，去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934年，父亲帮罗先生在整理三万多份满是蛛网灰尘的金石拓片，他每天从西郊的清华进城，赶到在城内的北大，到罗先生所在的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无间寒暑，坚持并完成了后来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的那两篇《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重要著作，从而名震史坛。《二十五史补编》大都是清代遗老撰写，1938年父亲调到厦门大学任教时，还有人误认为系里来位“老夫子”。

　　在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工作期间，风华正茂的父亲把大量时间用来读书和思考问题，他“坐得住、干得下、钻得进”。图书馆成了他的“至爱”。他曾告诫我说：“个人买书虽好，但容易培养隋性，要充分利用图书馆！”他到天津工作时，每个周末就要乘车赴京，借住罗先生家，天一亮，带上几个馒头和一瓶水就钻进北京图书馆饱览图书，书写卡片，从不间断。他就是这样珍惜北京的读书条件的。

　　1934年他和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治史学人一道，创立最早的的“中国史学研究会”，成员还有罗尔纲、夏鼐、朱庆永等人。吴晗、罗尔纲先后担任编辑，而父亲始终任文书。他们宣言：“写作英雄和帝王传记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想的新史学应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并在天津《益世报》和昆明《中央日报》上编辑《史学副刊》，发表文章。

　　父亲的艰苦朴素是人所敬重的。我们家六口人很长时间，全靠父亲的工资度日，很少买书。抗战时，厦门大学迁避长汀，生活十分清苦。父亲为了照顾家人和年轻助教，特意买了一副水桶，还涂上桐油，用来挑水做饭和浇菜、施肥，改善和丰富了生活，。也帮助了年轻人。后来有位身在海外的学者追忆往事时，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勤劳和关心他生活的故事，刊登在海外的报上，文字十分感人。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到江西国立中正大学任教。我们住在望城岗的独门独户的平房里，享受教授的待遇。父亲为了解决买菜难的问题，又在宅子后院搭盖了鸡舍，在宅边种了几块菜地。他喜欢吃辣，每年菜地里总少不了种点辣椒。从小耳濡目染，我也学会了种蔬菜、饲养家禽。

　　父亲对时间是十分珍惜的，注重效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因为吴晗的关系，被打成“三家村江西分店的老板”，含冤受屈六七年，受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也荒废了治学的大好时光。在“牛棚”里，他曾挑一担谷子上化学楼楼顶，扛一根大毛竹下山回校。为了不白白消磨光阴，他还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学校的事，来到木工间拜师学艺，天天按时上班，学会了一手好木工活，有人夸他有了三级木工的水平。

　　平反恢复名誉后，他尤感时光的可贵，提出了“八小时之外奋斗终身”的口号，工作之余不忘科研，努力把荒废的时光补回来。他勤于笔耕，有时一天要写上万字的文章。他喜欢先打腹稿再下笔，所以书写速度极快，而且是少有改写的。“文化大革命”他写了很多篇有分量的论文，被人誉为高产作家，在质和量上都令人倾慕。

　　1983年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他在住院一年时间里，还念念不忘论文，病稍愈则口述笔录，让左行培先生整理了一篇《泛说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发表在《历史研究》纪念号上。出院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集中精力看书、写作。他左手功能全无，常常用嘴唇帮助翻书、取卡片，提高效率。眼睛白内障严重，除了配备了高倍放大镜外，还请学校木工、电工帮忙制作了带玻璃框的日光灯屏，借以增加亮度。除了个人抓紧科研外，他还不吝时间指导后学。为年轻学者看稿子，喜欢在页缝中夹条子，有时提出的意见比原稿要多上几倍。

　　父亲生活十分简朴。困难时期肉食供应少，我每天或隔天早上五点前骑车去上海路、丁公路、墩子塘等菜场排队等候买盆菜肉，父亲觉得太辛苦，他吃得少，总让给客人和儿孙吃。父亲平时只爱吃些辣椒、豆豉之类的口味菜，抽点廉价烟，喝点做菜用的甜酒，生活是低标准的。最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总是把废弃的稿纸、信纸、香烟盒裁成小条夹起来备用，他的这种低碳经济观念真是超前的。

　　父亲是一位热爱国家、热爱新社会的老一辈左派知识分子。他谙熟古史，懂得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更能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江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本是他前所未料的事，但他能从容应对。在高音喇叭对着窗口，一天几次大骂他是“三家村江西分店老板”，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国民党特字号党员”……时，他心里装着的仍是“实事求是”，“相信党”，“相信自己”。当他挂着大牌子跪在卡车驾驶室顶上参加全市牛鬼蛇神游行时，当他穿着草鞋站在冰天雪地里罚站时，当他被无辜打破头鲜血直流时……他都能泰然处之，他认为自己吃点苦不算什么，坚信尊重知识分子的一天早晚要来到。这种信念是几十年生活磨炼出来的，也是他做学问悟出来的。

　　父亲在史学研究上，总是宏观把握，微观入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更能唯物辩证剖析历史，把理论分析的尝试深度、纵横联系的广度、论证考据的力度三者联系起来。父亲对我的教育也象他做学问一样，站得高，望得远，抓得紧。看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关键时刻谆谆诱导，指引我步入社会。

　　1949年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溃逃到望城岗，在我们住宅后的的山岗上挖筑炮阵，企图负隅顽抗。父亲便把我和二弟交给了历史系高班的学生，让我们跟他们住在学生宿舍，一来为了安全，二来也让我们适应社会的急遽变化。夜半，我被枪声吓醒，在一起的大学生告诉我，那是进步学生和反动学生在枪战，并让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迪。在震撼人心的锣鼓声中，中正大学校园迎来了解放军先头部队。一队战士在我家门口休整时，父亲叮嘱我去送开水给他们解渴，和他们聊天。我认识了几位和蔼可亲的战士，其中有一位自称姓“十八子”的大个子，这位李班长教我学会了第一首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我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跟我说“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来解放全中国的，你要和他们交朋友，多向他们学习。说实在的，我以前是很怕国民党兵的，连打瓶酱油也不敢出门。父亲的教诲让我幼小的心灵知道了什么是解放军。

　　1951年我考上了南昌一中，父亲鼓励我去学校寄宿，他说过集体生活更能使你独立，更方便接受好的教育和影响。1954年初中毕业，时值教育大发展，学校号召报考师范，我当时把高中、师范、技校按顺序填报了志愿。班主任很高兴，要我带头填报师范。开始我转不过弯来，认为我已把师范列为了第二，算是带了头。回家跟父亲讲了报志愿的事，父亲很重视，连夜做了我的工作，他勉励我要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当我答应了回校就找老师改志愿后，他才高高兴兴地把我送出了家门。进师范学习，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口，我走过来了，回想起来真应该谢谢父亲。

　　师范毕业后，我作为几百名南昌师范毕业生的代表之一，分配到了江西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我面对的学生是省委、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首长的子女，欣喜之外更有种压力。在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从早到晚工作十分辛苦，周日还要轮流值班。我除了上课，还担任了班主任、辅导员，负责组织饲养小组活动，养鸽子、养兔子、养小牛，还要种菜，忙得不亦乐乎。这时，父亲给我写了两张纸的话，要我做事要有远计划和短安排。首先在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创造条件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在业务上要拓展知识面，要坚持读书，正确处理博与约、张与弛的关系。学校工作虽然忙，我还是坚持上了南昌市业余大学，每周两个晚上去听中文科的课。有了这个基础，1960年暑假我顺利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和江西大学新闻系的入学考试，被双双录取，终于圆了我上全日制大学的梦。

　　我在南大新闻系工作期间，由于组织的信任，让我在入党转正后即担任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历时十年。其中，我大部分时间主持全系学生工作，除了上课外，我的时间都花费到了学校招生、日常思想政治、生活管理、实习指导、毕业分配等工作，从早忙到晚，有点老黄牛精神。乐此不疲时，却淡忘了自己还是老师，荒废了不少应该抓紧的时间，没有多读书、抓科研，失去了两翼齐飞的大好时机。父亲于1993年辞世后，我在清理他的遗物时，猛然发现他有一幅没落款的对联，仔细品味，觉得它是父亲写给我的。在联中不乏对我作了善意的批评。过去，不少人要过父亲的题辞、对联，我由于怕劳累了他，不曾开口要他的墨宝，现在看来，父亲还是没有忘记也给我留下一份。谢谢父亲了！

（谷沛民，原南昌大学新闻系总支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