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毛泽东为何因反对一场战斗就被免职？

　　核心提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5年1月13日第11版，作者：李鑫，原题为：《那盏照亮中国的马灯》

　　“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会议/都可以省略/但这个会议万万不可……/开会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个会议的意义/能够是又深又远/因为意义这个东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一）

　　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黑暗无光的村落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将近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马灯！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遵义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红军的战略机遇来得殊为难得！它必须也只能成为下一个胜利的出发地，而万不可成为一支队伍走向倾覆的绝响，一群热血战士集体光荣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红军，必须尽快地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三）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连环选择题。

　　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何况，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击战也没打好，以至于本来对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颇有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