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闪婚彩礼底价16万元 相识不久便订婚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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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闪婚，既非都市的自由婚恋，又非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记者 林桂炎 摄

　　2月14日，元宵、情人双节，90后农民工陈小龙也浪漫了一把。他带“老婆”徐芳看了一场电影，随后又带她逛了一圈花城广场，看了看“小蛮腰”广州塔。

　　两人来自江西鹰潭，同乡不同村。今年正月初六，经媒人介绍认识，正月初十订亲。徐原来一直在苏州打工，陈则在广州打工多年，订亲后她随他到了广州。

　　两人从相识到订亲，不过相隔4天。虽然还没有领证，但订亲后已开始同居，人前人后，也都是老公老婆叫着，看不出一点生分。

　　而在刚刚过去的春节，许多跟陈小龙、徐芳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回到故乡农村，在短暂的假期中频繁相亲，然后仓促订下终身，成为名副其实的“闪婚族”。

　　 婚嫁内圈化

　　生于1990年的陈小龙，16岁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广州打工，是一名熟练的木雕刻工。

　　两年前，他跟工厂里一个湖南湘潭女孩谈过一阵恋爱。女方家长知道后，强烈反对。“他们不希望女儿嫁得太远。”陈小龙最后选择放手。“我身边很多工友谈恋爱，结局多数是分手，压力主要来自女方父母。”陈小龙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多数女孩子的父母不希望孩子嫁得太远。”

　　事实上，生于1992年的徐芳，在苏州打工时跟一个山东男孩谈恋爱，也遭到父母强烈反对。她的父母告诉记者，只有一个女儿，自然希望女方嫁得近点。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是社会学博士，出版过《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报告》专著。他的研究发现，虽然外出务工人口流动加剧，扩大了通婚圈，但当下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婚嫁距离在缩小，“内圈化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李丁分析认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内圈化”，是种种现实压力下选择的结果，其中父母意愿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计划生育的施行，农村家庭子女开始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度增大”。

　　按陈小龙老家的说法，他今年25岁了。“家里人说，25岁再不找对象，就很难找了。”结果，整个春节，他只干了一件事：相亲。而徐芳的遭遇也差不多，每天都有媒人上门说媒，有时一天好几拨。陈小龙与徐芳有时会互相开玩笑，试探地询问对方相亲次数。结果，两人都记不清了。

　　 彩礼讲行情

　　“村里跟我差不多大的，也多是集中在春节相亲，要是不成功，就得等来年了。”陈小龙庆幸认识了徐芳。他私下跟记者说：“相亲最后都有点麻木了，成功了有种解脱的感觉。”

　　他们是陈小龙村里一个叫王水仙的媒人介绍认识的。正月初六，双方约在徐芳家见面。陈小龙说道：“见面前，媒人介绍了一个大概情况，相亲见面主要是找感觉，只要感觉对了就行。”

　　俩人见面后，感觉都还可以。父母让他们单独聊了两个小时后，媒人就过来问双方的意思。答案是成了。于是，下一个程序很快就启动了，双方家长坐在一起，在媒人的协调下，开始商议彩礼等事。

　　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约定彩礼钱为16万8千元，“四金”(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金戒指)除外。“我们也不多要，现在就是这行情。”徐芳父母说道，“说少了，显得我们女儿不金贵。”

　　正月初十，陈小龙作为男方，办了几桌，邀请了女方家一些亲戚到家做客吃饭，算是订亲。

　　媒人王水仙是当地一名资深的媒人。她告诉记者现在女方提出的彩礼，一年比一年高。“彩礼行价现在是16万元起，所以要娶一个儿媳妇不简单，没有几十万元下不来，因为要建好房子”。

　　 相识七天同居

　　正月初六，陈小龙与徐芳相中那天，陈小龙父母提出，希望徐芳跟陈小龙一起到广州打工。徐芳父母表示同意，双方既然定下了，就得在一处打工。

　　“但如果要我们女儿跟小龙出去打工，那得先付10万元。给钱，女儿就跟他出去。”徐芳父母说，“女孩子毕竟在这件事情上稍微吃亏，没有钱一点保障都没有。”

　　双方对此没有异议。所以在正月初十订亲礼那天，男方当场支付了10万元，徐芳留在了陈小龙家。订亲后的第二天，正月十二，徐芳跟着陈小龙一起南下广州。

　　陈小龙心里已经盘算，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可以当爸爸。虽然他们并没有领证，但不介意婚前同居。陈小龙也不着急领证，觉得两人先过过日子看看。

　　“其实这有点试婚的意思。”他说，“毕竟两人从相亲到订亲，一共就没见过几面。没有长时间接触，彼此性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万一实在不合的话，没领证分手也没那么麻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北京、山东等四省市青年农民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婚前同居，赞同、支持和抱无所谓态度的比例均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坚决反对婚前同居的比例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陈小龙、徐芳甚至也不打算避孕。“早点要孩子不好吗，有了孩子，情况就会更稳定了，两人关系也更牢靠。”陈小龙说，“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做。我哥我嫂子也是相亲认识的，孩子3岁了两人才去领结婚证。”“到时候罚点钱，给孩子上个户口，也不是什么难事。”

　　 物质感情博弈

　　“都市青年的闪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性吸引上。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闪婚则不同，既非都市的自由婚恋，又非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吴新慧指出，他们更多的是听从家人的安排，在几个见面对象中挑选一个结婚对象。

　　“男女双方快速地从相识并跨越了恋爱期，直接建立家庭。闪婚中，男女双方沟通时间极短，不要说培养感情，甚至连相互了解的时间都没有。”吴新慧称，“而现代人的婚姻最起码的基础是互相了解，闪婚则直奔结婚的主题而去，根基不牢，又何来稳固？”

　　来自江西鹰潭的何帅(化名)，今年春节在老家，就一边忙着相亲，一边忙着去年一门亲的扫尾。原来，去年春节期间，他跟邻村一女孩订亲。他支付了6万元礼金，“四金”花了2万多元、另外订亲酒花了3万多元，一共花了将近12万元，结果却没成。

　　何帅说，女孩一直在上海打工，订亲时约定支付6万元礼金后，女孩就跟他到广州打工。“结果，女孩一直不肯来广州。我就想好聚好散，让她退礼金却不肯。”去年下半年，何帅一气之下把女孩告上了法庭，索要礼金。春节前开庭，法院调解，女方只肯退2万元。

　　一位在基层法院工作的法官告诉记者，近年来农村地区彩礼纠纷案件一直呈上升状态。

　　记者老家村子里的一个女孩，跟邻村一男孩相亲结合，年前认识，年后就分手。女孩告诉记者：“只过了半个月，就原形毕露，频频家暴，不得不分手。男方不肯，我们倒赔了5000元。”(记者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