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防控家族式腐败：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原标题：古代如何防控家族式腐败：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打开二十四史，家族腐败史不绝书。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然而，家族式贪官只不过是家族式腐败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败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败家族不只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甚至取而代之。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卫帝王这一小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以“祖宗成规”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祖宗成规”成为制约外戚的重要法宝。东汉时，“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宋代为皇帝选皇后，特意“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严”，不允许后妃预政。个别得宠后妃，恃宠干政，皇帝一旦发现，也予以严裁。这些“故事”，被固化为“祖宗遗训”，深入人心，转化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和自觉，是对后妃势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轻武，外戚“不得任文资”，就不可能占据要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有先为高官而后联姻而成外戚者，则可任文官，但一不许任侍从官，二不许任二府要职。宋代凡带殿阁待制以上职名，皆为侍从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没有形成势力集团。把持朝廷、弄权舞弊的只有外戚韩侂胄和贾似道，且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之际。
但是，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外戚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历数外戚年羹尧种种罪状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权力家族化与腐败，都“当大辟，亲属缘坐”。
士大夫家族，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拥有权势，便成为家族腐败的源头，或者说，家族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变种或形式，而且单个人腐败一旦上升到家族腐败，往往便形成政治权力斗争。因此，家族腐败威胁政权。最低层次上容易引发党争，任人唯亲，是政坛上的毒瘤，因此，历代帝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科举上抑制官二代。科举在长达1300多年历史上为寒门士子晋身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各个时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政治权利。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唐代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
为了防范家族权力过甚而腐败，宋朝还规定，官爵不能世袭，此后更是形成制度，这就使官员的权力“一代享用便尽”。王明清在《挥麈前录》提到，本朝父子兄弟为宰执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们并不单纯依靠老子的权势，主要还是凭个人的奋斗，依赖于选官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时时表现出维护皇权的一面。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长子张敬修同时中进士。消息传来，舆论哗然。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时人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氏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咸丰八年（1858），发生的戊午科场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贿赂，事发后被处以死刑。清朝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时，不少帝王对于官员子弟参与科举舞弊实行严惩。
为了从根源上控制权力家族化的腐败趋势，从源头上分散权力、从刑法上约束以及实行言官制等举措都收效明显。
职差分离抑制权力。宋朝别出心裁，在权力控制的顶层设计上实行官职差分离。“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就是官衔，相当于一个级别，虚衔。领工资的依据，权力没有，这叫“寄禄官”。“职”就是职务。相当于一个位置，上班部门，起到只是区别地位和等级的作用。“差”即皇帝临时“差遣”，等于现在的出差、某项具体任务。有了“差”，才有事权，称为“职事官”。但这只是临时的，事儿办完，得等下一次差遣。“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这一制度在明清两代都有所继承。
刑法上约束家族权力。北宋初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官宦家族子弟横行不法，是作出公正的惩罚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宋初规定，官吏的儿子、部属犯贪污受贿罪，自己也要负刑事责任。翰林学士扈蒙的养子“盗官盐”，被连降多级，黜为左赞善大夫。司马光主张：“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宋代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
利用台谏系统独立制约。台谏始于春秋，至明朝至为完善，又称言官。言官的职责就是指出皇帝及百官过错的官，即专门挑刺的官。它职级不高，地位却很高，独立于行政系统，掌监察之权，形成“二权分立”之势，这使得制度性的“硬约束”显得有力量。如严嵩家族腐败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