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命运：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伙食改善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