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这是妇女出头的世界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民主选举
作者：齐春风 刘志鹏
抗战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风气和传统习俗。借由乡村社会建设的推进，旧有农村的迷信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民众科学理性的意识得到提高，新式生活得以提倡，传统农村的陈规陋习渐渐消失。边区妇女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巫神失业
巫神是边区农民的倚赖对象，治病权威，“陕北的巫神具有特别权威，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抗战前，“全区巫神高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
请神赶鬼花费大量钱粮。据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的《巫神罪恶小统计》，“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49户300多人，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三斗零八合。”
巫神不仅无法医治病人，而且往往会贻误病情，致人死亡。陕北延安市白家坪发生过一个悲惨的故事。“1944年旧历三月初一，居民常志胜的26岁的儿媳白氏，忽然头腹俱痛，坐立不安。初二，白氏的生母请来了巫神杨汉珠为她治病。该巫神在白氏两虎口及鼻子孔下连扎上三根钢针，结果不仅无效，反而使白氏病情加剧。后又请边区医院魏明中医生诊视，才知道是小产，随即给自氏打针吃药，不久白氏将小孩生下。小孩生下半小时后死去，大人无恙”。然而，“魏医生走后，白氏因囿于当地不良风俗，一则没有安静地睡觉，血液循环受障碍，二则三天之中只吃些米汤；另外，再加上她原有心脏病，所以，忽然中风发昏，卧床不起”。巫神杨汉珠见有机可乘，“扬言想治好白氏的病，非打鬼不可……将病人全身衣服脱光，除以桃条、驴蹄抽打外，并用绱鞋用的细绳将病人两个中指紧紧缚住，中间用筷子绞紧，直使细绳入肉见骨，血流不止……白氏经此折磨，遍体鳞伤，心衰气弱，当场即死亡”。
据1944年10月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29人，占人口的1.35%，仅延安县一年统计，全县消耗于巫神招待费即达3361万元，59个巫神共治死278人。
对巫神，陕甘宁边区采取的对策是“应作无情的斗争，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
巫神的盛行反映了医疗的落后。“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地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为此，中共要求“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
一旦普及了卫生教育，巫医骗人的把戏便不攻自破。陕甘宁边区许多民众逐渐亲身体验到科学医药的成效。“阮雪华、白浪两同志在不断细心、耐心与诚恳地为老百姓看病中，得到了很大的信仰，群众待他们如家庭姐妹一般。有一个怀娃的婆姨，她婆婆是个老娘婆，可是临产时，还找他们来接生，并且在生产时是躺着生的，她婆婆居然放弃了老一套办法，接受了新的接生方法。在东区王区长与阮医生的亲自动手推动下，多年没有打扫过的东关各住户，在三月里都打扫了两次。过去病人最多的河龙沟变成了最干净的，可称为卫生模范村，由于群众对他们的信仰，当地四个巫神站不住脚，都避开了。在别的单位推行不开种痘的时候，他们所管区域的娃娃，都由他们普遍种了一次牛痘”。
拍苍蝇比赛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抗战之前积攒了多年的陈规陋习，“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做饭不洗米，上炕不脱鞋”。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指出，“根据调查，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就都是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因喝生水、吃腐败的或蝇子叮过的食物而引起的肠胃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病等)；因剪脐带不洁而往往引起婴儿破伤风，因常年不洗澡、不洗衣、不晒被而往往引起虱子所传染的各种病症(如斑疹、伤寒、回归热病等)尤为普遍。”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为了改变传统农村陈规陋习，边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卫生运动，要求“全边区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在普通卫生方面，主要是多吃营养品，不喝生水，不吃死气饭；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厕所、开大窗、通烟筒；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在妇婴卫生方面，主要是多办接生训练班，普遍改造老娘婆。产妇生产时要躺着，垫的灰要炒过，剪脐带的剪子要煮过；生产后要睡下，多休息，多吃营养品；月经带要用净纸或用开水洗净的旧布片；要注意性交卫生等。
从边远农村到城市机关，陕甘宁边区都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计划或卫生公约。
1944年11月11日《解放日报》的《城壕村的卫生工作》记载，华池县城壕村成立由劳动英雄张振财、变工队长兼识字组长张振皋等参加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每户建一个茅厕，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不吃死气饭，隔10天半月全村大扫除一次”等详细的群众卫生计划，并监督落实，实现了全村无一家人畜同居，人人都能讲基本卫生的模范卫生村的目标。
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的《卫生展览会结束，参观者达万人》提到，1944年在延安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卫生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者达10097人，其中老百姓4303人。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的《华池县白马庙村认真实行卫生公约》则讲到，华池县白马庙村以变工队为核心，开展群众卫生竞赛，村民还订了几条自己的卫生公约：20天剃头一次，两天扫院子一次，半年洗被子一次，两天晒被子一次等。
卫生公约制定后，如何顺利施行？
据1944年4月30日《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材料》，“战卫团金玉成、罗壮丹两同志，在与李区长合作下，一方面自二月底到现在，治了89个病人；一方面通过区长、村长和群众在侯冢沟订了一个卫生公约：每年拆洗被子两次(已由他们帮助拆洗了)，常洗衬衣，勤扫地，每两家挖一个茅厕，捕鼠灭蝇，提倡养猫，不喝凉水，成立识字组，宣传卫生。这公约发生了效力。这些口号是因为他们用群众能解得下的话，并且联系着生产与节约问题提出的。如群众最恨老鼠啃衣服，吃粮食，他们也就这样提出，群众认为是对着理，该办的；打苍蝇他们是向村里的大人和娃娃提出的，结果娃娃们在10天内打了2145个苍蝇；其他各项他们发动了竞赛，并且推动了一家成为典型，其他各家就随着来了。现在这村子18家人，已有了9个茅厕，他们准备在五月初奖励这个卫生模范家庭”。
谁说女子不如男？
开展反缠足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改善妇女生活状态的重要内容，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对边区妇女而言，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革命斗争，走向社会，走出家门，就要放足。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年内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布告》、《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等四部条例、训令，为广大妇女争取摆脱传统恶俗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妇女联合会、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动员妇女，实行本条例努力者，由边区民政厅予以奖励。”“凡边区妇女，在放足运动中，自动放足，并能推动他人而起模范作用着，由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呈报民政厅应予以奖励。”曾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的白茜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中提到，“那些放了足的妇女上山、赶集都很方便多了，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
废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童养婚，也是陕甘宁边区争取妇女自由的重要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一系列婚姻法规，帮助妇女摆脱包办、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制度。1939年4月4日，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原则。
妇女不再是男子的附庸，男女地位平等。1941年4月，一位妇女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发表体会：“过去作为媳妇，须等公婆丈夫吃完饭，才能吃其残余，常被打骂，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妇女管理家里事；衣服制得比男子还多；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
观念的变化带来不同的人生。据1942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的《四十八个女学生的测验》一文，绥德县立女子小学四、五、六年级45个女学生中“主张婚姻完全自由的9人，主张半自由半包办的24人，主张还是由父母包办的只有12人”。
废除缠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大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天地宽。走出家门的第一步是认字。
1945年1月14日，《妇女之路》第99期中的《边区妇女在文教运动中》提到，“关中辛店过去全村只有一个人能识几十个字。民众补习班今年五月底才开办，不到一个星期全村男女老少，除还抱在手里的娃娃和老年的瞎子外，五六十名都自动地参加了学习。起初只是男人、娃娃，以后，妇女们见自己丈夫、娃娃学得一满行，自己也提出意见，要求学习。将近50的麻老婆也上学了，并订出了计划。她以为自己不行，就规定10天学好1个字，结果3个月就学了20多个字。现在(9月)全村妇女们都可开简单的条子，可认识400字。学校成了全村生活的中心，培养了民主作风。村民有什么事，就召集开会，大家提出意见批评，如讨论生产、变工队分配锄地、开荒、拥军优抗等问题。全村增强了团结，减少了邻居或夫妇间的争吵，并规定吵一次嘴男的罚一捆柴，女的罚一双鞋给抗属。有的家开学前一月内吵几次，后两月内只吵过一次，吵嘴后也不像从前那样很久互相不打招呼，只隔几个钟头就好了。”
“再孬的汉子走州县，再好的女子锅边转。”但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学习各种生产技能的边区妇女改变了传统的男女分工。
白茜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中谈到，“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们在纺织方面作出的成绩最为突出。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子，都卷入了纺织运动的热潮”。“边区妇女也参加边区的自卫军，和男自卫军一道承担保卫边区的任务。据1938年统计，女自卫军人数达4.6万人。自卫军按班、排、连、营编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参加锄奸，救护伤病员，也为部队运送物资，修筑工事。1938年11月20日，日机首次轰炸延安。女自卫军和抗大女生队的学员勇敢、果断地掩护群众疏散，救护伤员，抢救公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群众的赞誉。女自卫军还积极参加乡、市各级锄奸团，配合边区政府肃清敌特汉奸”。
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意识也逐步增强。1937年7月，边区开始第一次民主选举，边区妇女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1938年，“边区妇联向各级妇联发出指示，动员妇女积极投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运动”。在这届参议会中，有6名妇女被选为参议员。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