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武：村干部“有所作为”为何那么难？

　　7月7日晚8时，2015年武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期中考”第二场，聚焦部分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其暗访短片相继揭露了村委会大门紧锁、关系户吃低保、副书记电话空号、村委要求村民自行垫付大额社保经费等基层群众自治乱象。（7月8日荆楚网）

　　此处武汉市电视问政的问题意识非常突出，找的问题也比较准。第二场聚焦的村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基层群众自治的好坏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众所周知，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列为我国四大民主制度之一，上世纪末至今，村民自治搞得轰轰烈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其弊端也越来越多，乱象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直呼村民自治已经完全失败。村民自治失败论调值得商榷，但是村民自治中出现的乱象却应受到重视，此次电视问政暗访揭露的现象大多是我国村民自治面临的共性难题。

　　有一句玩笑话是“别不把村长当干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干部意味着什么？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意味着权威想象，意味着某种愿望和期待的寄托，具体而言，村干部应对上代表民意，对下代表政府。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主要衡量标准是看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当得好不好。在好的村干部带领下，村民自治有活力，资源分配公平公正，村干部廉洁奉公，积极为村落发展出谋划策；在不好的村干部带领下，贪污腐败严重，关系、圈子文化浓厚，资源非均衡化分配，村民怨声四起，村干部合法性流失严重，严重者还会引发干群冲突，如乌坎事件。

　　村民自治本质上是一个美好事物，可是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何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村干部“有所作为”为何就那么难？这背后既有村干部自身的原因，更有村干部履职履责的环境约束。

　　第一，部分村干部的履职履责意愿不强。昨晚问政现场的两个短片揭示了这一点，其一是蔡甸区姚家林村委会值班村总支副书记姚中胜的电话显示是空号，其二是汉南区邓家街解放村村民反映村里有关系户平白无故吃低保。村民选举出村干部，目的就是通过村干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可是短片中的村干部显然没有将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

　　第二，来自村民和上级的双重高压。在村民眼里，村干部是其利益代表者，一张张选票背后是一份份期待，一旦选上村干部，就要为村民服好务，而做的不好，就会受到村民的言论监督，这是来自村民的第一重压力；村干部难当，还体现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任务承担配置上，基层这根“针”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处理的事务复杂多元，不管是原始村落的熟人社会，还是城乡结合部或者现代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人情世故、利益纠葛、社会治安、低保医保、计划生育等都得由几个村干部统一负责，服务对象小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压力极大。

　　第三，管理任务多，人员配置少，资金少。双重高压下，村干部管理任务多，然而村两委人员配置却偏少，政策规定“两委”一般分别由3-5人组成，但实际中两委的交叉任职较多，所以人员大多在4-6人左右。如此少的人员配置在像武汉市军山街这种大发展区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村两委成员导致忙的晕头转向，村委会大门不关才怪。外加上很多地区村干部的工资低，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会大大影响履职履责意愿。还有一点，在2004年税费改革后，农村财政收支发生了极大变化，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少，所以才会导致村落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所以视频中揭露的青山区胜强村支书要求村民梅国荣自行垫付5万多元社保经费的做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份在考察舟山时说，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此处百姓问政中的哭脸、笑脸便是百姓对场上嘉宾工作的直接评价。然而，问政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基层自治组织软弱涣散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值得党政部门予以重视。从长远来看，要想重新找回村民自治，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变革村民自治面临的公共服务财政、村干部配置、待遇、乡村关系等体制环境是关键。然而，从目前来看，村干部也并非没有作为的空间，在有限空间下，村干部还是能够干好本职工作的，村两委成员秉公办事、按村民需求办事、戒骄戒奢、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把老百姓的需要时刻放在自己心上，就能够成为村民眼中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