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年龄最大的88岁 最小的42岁

　　据了解，我省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6项（含扩展项目）、省级370项、市县级187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34名、省级314名、市县级1945名。

　　虽已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但我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中老年居多，有的“非遗”项目传承已经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尴尬。

　　“目前，市县级对‘非遗’传承保护的投入几乎为零。”作为江西‘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推动者，7月18日，省文化厅社文处负责‘非遗’传承工作的吴先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省‘非遗’传承亟须破局。

　　传承人中少见年轻人

　　记者注意到，我国从2007年开始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其实江西原本有3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吴先华说，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胡振坤（婺源傩舞）和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宋增礼（瑞昌竹编）已逝世。

　　在一份名为江西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记者看到，江西“国字号”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兴国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徐盛久。这位1926年8月出生的老人，从小喜爱山歌，在打铁学徒期间，便常常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参加“跳觋”中的山歌演唱活动。20岁时，徐盛久正式投师学艺，拜“盛应雷坛”朱先昭师傅为师，学“跳觋”。先做“包头”（跳觋山歌中的女角），后做“粮官”（可参与“法事”活动，也是跳觋山歌演唱的主角），再逐步转为“二坛”（即坛主助手辅佐）、正坛。解放后，徐盛久农闲时会参加县乡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山歌演唱队，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唱，直至耄耋之年。如今，徐盛久和家人有时还会开展家庭山歌演唱会，引来村民欣赏。

　　而年龄最小的，是今年42岁的江亮根。作为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的“国字号”代表性传承人，他致力于歙砚文化的挖掘保护，创办了朱子艺苑，先后培养砚雕新秀20余人。

　　“这些代表性传承人的确是中老年为主。”吴先华说，他们在向国家文化部推荐的时候，是考虑到要将年龄较大的传承人保护起来，对年轻人来说机会则会更多。记者注意到，江西34名“国字号”传承人中，60岁以上的占了22名，占比为64%。

　　青黄不接的尴尬

　　其实，“非遗”项目传承人中年轻人少见，还有一个原因是，年轻人对“非遗”项目并无兴趣。

　　今年70岁的喻芳泽是湖口草龙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按照老祖宗的遗训，这一技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而偏偏喻芳泽只生了女儿。这种情况下，这一技艺只能传女儿，而他的女儿偏偏不愿意学。无奈之下，喻芳泽只能逼着女儿学。对于这一尴尬，吴先华认为，极容易出现“非遗”项目传承青黄不接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一技艺还是没有传给外人，如果他女儿坚持不学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断代的情况。”

　　尴尬不仅于此。婺源徽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传承保护好婺源徽剧这一民间艺术，婺源县专门成立了目前全国唯一的婺源徽剧团，招聘了新演员，搜集、整理古老戏剧、音乐、舞蹈资源，使一大批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艺术得以传承。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年轻演员，面对收入偏低等现状，选择的是离开婺源，到外地打工。“舞台表演类的‘非遗’项目传承，并非一年半载就能学会。”吴先华感叹，这种情况也极易造成“非遗”项目传承出现青黄不接。

　　吴先华说，“非遗”传承的尴尬表现不仅只有以上两个例子，老艺人难找好徒弟、传承缺资金等众多因素，使得“非遗”传承陷入困局。

　　破局需政府发力

　　“与时间赛跑，坚决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丢了。”吴先华说，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对“非遗”保护传承的力度，已经建立了多样化的保护传承基本阵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保护基地78个和两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我省是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还有10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如今，省财政每年安排400万元用于‘非遗’保护。”吴先华说，这笔资金下拨到基层后，市县两级更多的是用在了“非遗”项目的保护上，而用于“非遗”传承人传承的费用没有。“更重要的是，我省市县两级财政极少有对‘非遗’保护传承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市县两级投入几乎为零。”由此，吴先华认为，市县级党委、政府要重视“非遗”传承，在保护机制建设、政策法规制定、经费投入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为“非遗”传承人传承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非遗’的丰富性，决定了传承保护方式的多样性。”吴先华说，目前，对“非遗”传承主要是采取抢救性、生产性、整体性等方式。

　　“‘非遗’传承最关键还是要提高保护意识。”吴先华说，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非遗”进校园、进商场等活动，都是希望以此让社会大众了解“非遗”，通过社会的力量来推动“非遗”传承。

　　文/图 江南都市报记者陈艳伟 实习生曾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