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评：防治“35岁贪腐”须扎紧制度篱笆

近期，新华社记者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采访发现，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趋明显。在浙江，去年查办35岁以下干部贪污贿赂案件达291人，同比上升167％。海南、广东等地近年来也查处了一批年轻干部。干部贪腐“35岁现象”引起广泛关注。

看一下这些年落马的年轻贪官：原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副局长肖明辉，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被判处无期徒刑，年仅32岁；1982年出生的吴汉林是广东省梅州市纪委原正科级纪律检查员，竟然一次办案就索贿上千万元。

古人云，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从已查处的35岁以下年轻干部贪腐案看，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一旦走上贪腐之路，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这一现象提出反腐挑战不容忽视。

从本质上说，腐败与年龄没有必然联系，只有一条铁律，权力易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管是以前常见的“59岁现象”，还是现在多起来的“35岁现象”，实质上都是权力的异化变质，都有着思想堕落、作风不正、监管缺失、权钱交易等共同症结。因此，年龄只是表象，如何管住背后的权力才是关键所在。

具体到贪官年轻化的现象，它有腐败的共性，也有其“个性”。从制度层面反思，这些“有才无德”的干部何以上位？又为何被不正之风迅速熏染，成为搞腐败的“后起之秀”？许多基层干部反映，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是贪腐年轻化的原因之一，“重年龄轻考察”、“重学历轻品德培养”等现象较突出。在不少地方，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机械地“一刀切”，使年轻与学历成为基层提拔干部的“硬件”。

这种用人机制和导向之下，一方面容易导致“入口”把关不严，让一些思想不纯、信仰不坚者混入干部队伍；另一方面，“重才轻德”的倾向，会导致平时对年轻干部管理不严、监督松软，对其思想和作风上的异变更是失察，这种不良的政治生态是走向贪腐的重要推手。尤其是一些工作时间不长、基层历练不够，却在重要岗位或者关键工作环节任职、掌握一定权力的青年人，其拒腐防变能力本来就较低，一旦缺乏有效监管，很容易滋长侥幸心理，在贪腐之路上一路狂奔。

反腐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制度反腐才是治本之策。对于“35岁贪腐”现象，不必过于纠结年龄的大小，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才是要害。具体而言，有两大关键点不能放过。

一是把紧用人“入口关”，不能只看年龄和学历，也要看品质和作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此前，中办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中央召开了全国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座谈会，对破格提拔等提出更严要求，这些都意味着选拔年轻干部的门槛更高了，干部管理也更严了。

二是把严把权力“运行关”，全方位加强监督管理，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将干部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更加严密的反腐网络，让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适应在监督中工作、在阳光下用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净化不良政治生态，推动年轻干部反腐戒贪，守护廉洁从政的人生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