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队员龙启明辞世 曾主动降薪支持“抗美援朝”

龙启明病危期间，在媒体的呼吁下，社会各界曾掀起一波捐助热潮。来自民间的温暖，让历史功臣的家庭不至于为老人的医治而落下高额债务。

热潮之外，人们更加关注，对于越来越少的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抗日老兵而言，能否为他们的医疗救治构建起救济机制？

在抗战年代，“驼峰航班”一度是当时中国取得外援战略物资的唯一“输血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启明当年出生入死的经历被很长时间地封存，甚至在“文革”期间错误地受到处理。

“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龙启明仍极少对外界讲述过自己的故事。他的长子龙文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父亲的故事被外界所知，源自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

2003年，美国飞虎队成员来华，表示希望见到当年的战友，中方当时推荐了一名张姓抗美援朝战斗英雄，见面了解后，才发现张并非飞虎队成员。

龙启明的六子龙文侃无意中知悉(龙有9个儿女，存活了7人，六子在3岁时被过继给“两航起义”的战友，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记者注)正在寻找飞虎队员的消息，当时在民航工作的他提供了父亲的信息，经过《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确认后，2003年年底在海外版刊发了相关报道。

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此揭开，这名英雄的传奇经历被迅速扩散，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龙文伟介绍，父亲“两航起义”回国之时，当时中央给他的保留工资为500元/月；经审查合格后，先后调到天津民航总局和西南民航局飞行，其间，朝鲜战争爆发，为支持抗美援朝，父亲每次调动时都申请降薪，分别降为320元/月和230元/月。

他说，父亲1952年到101厂工作之初，工厂临时每月发放50元，半年后，工厂以“助理技术员”名份发放53元/月的工资，到退休前，每月工资为80多元；1982年落实政策时，月工资为1000余元；目前的月工资仍不到2000元，因为“建国初期参加工作”而领取了2300元/月的补贴，另加上“护理费”等费用，总收入约为5300元/月。

在住房问题上，龙启明曾长期居住在一套60平方米左右、无电梯的破旧房屋里，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后，政府指令他所在单位按离休处级的标准为他提供了一套90平方米左右、有电梯的房屋和3万元装修金。

龙启明的七子龙文俊介绍，父亲办理的是退休而非离休，医药费报销比例并不高，很多自费药无法报销。“随着他年事渐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两位老人每月7000多元的收入，如果出现大额的医疗费用，就有些困难。整个家庭都在尽力赡养，平常为他购买各种营养药物，帮助他增强体质。”

老年的龙启明仍热心于公益事业。今年7月7日，他参加一个抗日剧拍摄前的会议后，开始生病，在重钢总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老人的坚持，也部分因为医药费用的压力，三次进院三次出院，直至病重后转院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

“如今，请两名护工，每天300元，病房每天480元，加上各种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龙文俊说，“我们原本计划一家人凑相关的医药费用，并无意请社会捐助，但是，记者知情后对此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迅速前来献出爱心，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龙启明的第二任妻子彭天明介绍说，一天多时间里，共收到各界捐款20多万元，其中包括市民政局代表市政府的3万元慰问金、市委统战部的3000元慰问金等。“一名40多岁的男子来到重医附一院的病房，拿出5万元现金塞到我手中。为了不打扰龙老休息，询问了几句病情后就转身离开了。我追到电梯口，想请他留下姓名和电话，但他说什么都不肯。”

“我们都有些难以置信，龙老的医疗费用并非我们想象的由国家兜底。透过这个案例可见，抗战老兵如今年事已高，其医疗费用保障问题值得重视。”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馆长代庆标呼吁，政府对此应有制度性的安排，如果仅仅靠老人的工资收入和儿女的赡养费用，高额医疗费用有可能让国家的英雄陷入落魄，失去尊严。

“我有很多的依据证明，龙启明的确是飞虎队中的一员，我对网上的所谓质疑感到不解。”重庆大学教授敖依昌赞同代庆标的倡议，“对于这些抗战老兵，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爱心人士的捐助，更应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并让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我们作为抗战老兵的孩子，有切身感受，很希望这批人的医疗问题能受到重视。”龙文伟说，“他是我们的亲人，同时也是国家的财富，他并不单纯属于我们这个家庭。尤其是在有的国家出现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趋势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参加过抗战的老人的健康更有着精神价值。”

“如果这些抗战老兵的医疗待遇按照普通人对待，病房和可报销的药品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很不利于他们的健康，被伤害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和情感，也是民族的记忆。”龙文伟说。

在社会各界为龙启明捐赠后的第三天，其家人表示，真诚感谢社会的捐赠，但将不再接受捐助，“我们将公开透明地使用这些爱心款项，如有剩余，将全部转赠给其他有需要的抗战老兵，帮助他们健康度过晚年。”

“我们能花那么多钱去拍很多抗日剧，就是为了让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一位前来看望龙启明的市民说，“为什么我们对活着的抗战老兵的医疗费用反而不能有一个机制进行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