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版聂树斌案当事人母亲：9年来一周去一次高院
尚爱云
呼格吉勒图
对话人物：尚爱云，内蒙古“18岁青年遭冤杀案”主角呼格吉勒图的母亲，今年62岁，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退休工人
对话背景：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卷烟厂年仅18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夜班休息时，听到女厕内有女子呼救，便拉着工友闫峰赶往女厕。当赶到时，呼救女子已经遭强奸，并被扼颈身亡。随后呼格吉勒图和闫峰跑到附近治安亭报案，呼格吉勒图却被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局长冯志明认定为杀人凶手。仅仅61天后，法院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判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
2005年，被称为“杀人恶魔”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让人震惊的是，赵志红交代的10起强奸杀人案的第一起就是1996年的“4·9女尸案”。据悉，1996年呼格吉勒图被抓获和枪决后，包括冯志明在内的诸多警官都因“迅速破获大案”而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此后，该案进入重新调查程序，而这个程序一直持续了9年。尽管在这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区委政法委某主要领导曾向媒体表示，“我们的调查结论显示，当年枪决呼格吉勒图的证据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错了”，但不知何故该案却一直原地踏步，长期没有启动重审程序。
2014年10月30日上午，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区委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多个信源处证实，来自司法机构高层的指示要求对该案尽快启动重审。内蒙古自治区区委政法委随即组织公检法等多部门会商，决定最快下月启动针对呼格吉勒图的重审程序。昨日，华商报专访了呼格吉勒图的母亲。
9年来，几乎一个星期去一次高院
华商报：呼格吉勒图去世这么多年了，你的身体咋样？
尚爱云：我从过完年起就一直闹病，现在身体越来越差。我儿子的事情一直都不给我解决，气得我白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胃疼，从过完年到现在看病花了四五千元钱，一直看不好。
华商报：你家老二呼格吉勒图当年是什么样的孩子？
尚爱云：我们家三个男孩，就数老二听话，他很老实。那时候他每天下了班回家都会帮我干一些家务活。这个案子1996年发生的，我就一直不相信，我自己的小孩，我太了解他了，他那点小胆，根本不会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当时真的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一点办法。
华商报：呼格吉勒图当年在烟厂做什么工作？
尚爱云：他在烟厂是掐烟工。
华商报：他的案子即将启动重审程序了，你知道吗？
尚爱云：我去找过高院很多次，9年来我几乎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希望他们能快一点处理我儿子的事情。真凶逮住了，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但他们就说让我们等一等，说“快了”。我也是今天（注：30日）中午12点半看网上的新闻才知道的。
奸杀案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判了
华商报：能再回忆一下1996年4月的事情吗？你儿子被抓的时候你知道吗？
尚爱云：他被抓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记得那天他上下午班，是从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他有个叔叔也在卷烟厂，晚上12点下班后他叔叔问我说老二回来没有。我说没回来，我问“咋啦？”他说厂里发生了案子，我儿子报案后被警察带走了。我家老头和他那个叔叔当天晚上就骑着自行车去刑警队问情况。当时警察说，我们就是问问，记录一下，第二天就会放了他，但第二天并没放。
他有个同事叫闫峰的，他们一起报的案，闫峰第二天被放出来，他跟我说，他俩受审的屋子应该是相邻的，他当晚听到了呼格吉勒图喊叫的声音和桌椅挪动的声音。他说：“我听见呼格吉勒图说，不是我杀的，你要叫我承认，你就赶快拿枪毙了我，拿刀砍了我。”我儿子前两天还没招供，我后来看到报纸说，第三天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才招认了。这显然是刑讯逼供，把我儿子打得招架不住了。
华商报：在儿子被关押期间，你和你们家都做了哪些努力？
尚爱云：我去刑警队找领导，说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儿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他们说你儿子已经承认了，签字了。但是案卷不让我们看，光让我们看我儿子摁的手印。
华商报：你请的律师当时是怎么跟你分析案子的？
尚爱云：我请的那个女律师只见了我儿子一次，她说见面的时候，我儿子只说人不是他杀的，再问就啥也没说，就是哭。
华商报：你儿子被关后，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尚爱云：从报案那天开始，我们家人就没见到过孩子。见到孩子是在一审开庭的时候了。
华商报：一审开庭是什么情况？
尚爱云：我还记得是5月23日中院开庭，我儿子看见我，就一直哭，看他的意思就是想说话。我正要往过走，出来一个警察，揪住他的脖领就拖了回去。9点多开庭，审了几分钟，法官问了一下经过，经过都没说清楚。我请了两个律师，一个律师啥话也没说，另一个律师就说了几句，都没怎么辩护，然后就休庭了。休庭出来之后就直接宣判了，那时候是10点左右，从开庭到宣判，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小时。当年的审判太潦草了。
公审大会上，儿子看到我哭得腿都软了
华商报：你们不是一开始是打算无罪辩护的吗？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轻罪辩护？
尚爱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法律。在法庭上，人家也不让律师多说话，啥也没辩护出来，他们好像说我儿子认罪态度好、是少数民族、年轻，请求轻判。
华商报：你儿子一审被判死刑，你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吗？
尚爱云：我当时就感觉天崩地裂了，我说你们审错了。但法庭不让我们说话。我还记得宣判后法官问我儿子还上不上诉，他说“上”。那个字说得好干脆，我到现在都忘不掉。我从中院出来之后，他们把我儿子带走了，我就追，就跑，就喊。
华商报：1996年6月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你们到庭了吗？
尚爱云：我们都不知道二审是哪天判的，没有开庭。我们到现在就只有一份中院判决书、一份高院裁定书。
华商报：5天后，你的儿子就被执行死刑了，你有想到会这么快执行吗？
尚爱云：我没想到这么快，按照法律程序走的话是不可能这么快的。6月10日上午，他们开公审大会。在那之前，我和老头去了看守所，那天枪决4个人，都是年纪轻轻的，我看到儿子坐在警车上，我跟警察说，第一个是我儿子，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他们不让我去，我儿子看到我了，低着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哭。
警察带着我儿子他们去公审大会，我们搭了个车在后面追。到了现场，人特别多，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人家不让进人了。我给警察说里面有我儿子，让我看一眼吧，那个警察就给我放进去了。进去之后，正好看到我儿子从楼梯滚下来了，我就清楚地看见我儿子了，我往过走但是被警察拦住了。我儿子那时候也看到我了，一个劲儿地哭，他哭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后来他就把头扭过去了，啥话也没说。
枪决的时候，地方特远，执行死刑的人都拉到那儿。我和他爸没去，我俩已经软得站也站不起来了。
2005年真凶出现后，我们才开始上访
华商报：儿子被执行死刑后，家里有什么变化？
尚爱云：家里变化大了。我和老头都是第一毛纺厂的，当时我气得身体不好。厂里挺同情我俩的，给我办了个内退。老头子气得成天都睡不着觉，3年前还得了肿瘤。老大当时在毛纺厂上班，他的压力也特别大，当时的报道满天飞，别人指指点点的。
老三那时候上初中，本来学习很好，但二哥出事之后他就变得不爱说话了，他说他不想去学校念书了，因为同学们歧视他，说他哥是杀人犯，老师也白眼相待。
老三那时候硬着头皮去上学，大片大片地掉头发，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去看病，医生说他压力太大了，看病之后头发长出来了，后来他读了职业高中，现在在外面打零工。
华商报：孩子被执行死刑之后，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尚爱云：孩子死之后，我们一直没跑过。那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我们没法跑，儿子已经死了，还跑啥？没有意义了，谁能相信你呢？直到2005年真凶出现，我们才开始去上访。
华商报：听说你们那时候一直关注新闻，还抱着洗清冤屈的愿望吗？
尚爱云：我家老头天天买报纸，看新闻，只要听说哪里杀了人了，我们两个就想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找到我儿子案子的真凶。
“把案子翻过来还我儿子清白”
华商报：2005年10月，一个叫赵志红的人因连续犯下命案落网，他交代毛纺厂公厕内的女子是其奸杀的。这个新闻你们当时关注到了吗？
尚爱云：我们第一时间没看到新闻，真凶是10月23日逮住的，10月30日，真凶来案发地点毛纺厂这边指认现场。那时候老头因为胆结石手术住院了，住了一个礼拜。回来后院子里的人都说，你的小孩被冤枉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建厂50多年来就只发生过那一起案子。
华商报：2005年到现在已经9年了，这9年来你们都经历了什么？
尚爱云：知道赵志红落网后，老头子不顾刚做手术身体虚弱，就跟我一起去找中院、高院、检察院、公安厅、市公安局。我们两人开始上访，从2005年10月到现在，我们奔波了整整9年了。这个上访路真的很艰难，我真不明白，真凶落网了，明明白白的事情，却让我走了9年的上访路。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北京，有的时候老头身体不好，我就一个人去。当地有人看着我们，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们都是偷偷跑。用我俩的身份证，在北京住旅馆住不了，我们只好去租地下室住。
华商报：你们还看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依法治国的公报？
尚爱云：四中全会开之前，我俩就知道法律要改革了。这次四中全会公报强调对冤假错案要一查到底、终身追责，希望这对我儿子的案子能有一个促进作用，让我儿子的案子早点水落石出。
华商报：你们打算申请国家赔偿吗？
尚爱云：这个我还没想过，我只希望能尽快地给我儿子把案子翻过来，还给我儿子清白，还给我们公正，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祖孙三代都在毛纺厂，我儿子的事情让我们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我们真的拖不起了。
与呼格吉勒图一起报案的工友讲述事件对自己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指责交友不慎我就辞职了
>>对话人物
闫峰，37岁，呼格吉勒图当年的同事，也是一起目睹案发现场并报案的工友，出事后已辞职，在外打零工
华商报：你和呼格吉勒图当年是很好的朋友吗？
闫峰：是的，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俩是同岁，他比我小6天，又是同一天进的卷烟厂，我们都在二车间当掐烟工。就是拿手把生产出来的香烟掐住，放在一个容器里，挂在车上。1996年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厂一年多了。
华商报：能说说1996年4月9日案发当天的情况吗？
闫峰：那天我俩一起值夜班，是从下午3点半上到晚上12点。晚饭的时候，我俩一起去饭馆吃的，喝了点酒。吃完饭到了工厂门口，因为厂里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我就叫他去帮我买泡泡糖，然后我回车间，他就出去了。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了，他回来后跟我说出事了，拽着我就走，我还以为要去打架呢。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一趟毛纺厂宿舍的公厕。他说刚才自己回家取钥匙的路上，听到女厕所里有人在喊，里面肯定出事了。
华商报：你们在厕所看到了什么？
闫峰：我觉得进女厕所不合适，就说别看了，但他坚持要进去看看。然后我在前面，他跟在我后面进去了。进去之后，我们用打火机照了一下，看到一个女的裸露着下身仰躺在厕所的矮墙上。
华商报：之后他又坚持要报案？
闫峰：是的，我们看到那一幕后就跑了出去，跑出小巷后，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劝他不要多事。但因为他坚持，我们还是到巷口不远处的治安岗亭报了案。当晚10点多，警察来到车间把我俩都带走讯问。
华商报：你曾经告诉呼格吉勒图的家人说听到他在审讯时喊叫了？
闫峰：是的，我们俩应该是在隔壁屋，我听见他很痛苦的喊叫声，还有桌椅移动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被铐在暖气上。
华商报：后来你跟他家里有联系吗？
闫峰：没有，后来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华商报：能说说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吗，你相信他会做那种事情吗？
闫峰：我也没法说，当年岁数太小，社会经验也少，当时公安局是那么说的，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华商报：这么多年来，这个事情对你个人有影响吗？
闫峰：就是工作丢了，我们家很多亲戚都在卷烟厂上班，他们都说看看你都处了一个什么朋友。我当时在厂里也没法干了，就辞职了。
华商报：多年后，你再回忆起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闫峰：没想到当年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都太幼稚了，如果不去厕所看，不去报警，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当时劝了他好几回，但他都不听。这么多年了，我倒无所谓，就是希望法律能还他一个公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