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和解最后尝试：苏共竭力寻找妥协失败告终
本文摘自《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私法》，沈志华 李滨 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
1964年10月，在苏联发生了一起“宫廷”政变，其结果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被赶下台。政府把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情况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而官方的说法是愚弄人和难以令人满意的。全世界（包括苏联人民在内）听到精力充沛和积极活动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竟然因健康问题突然提出退休的消息，都感到十分惊讶，并认为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极大的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有特别关注莫斯科这一报道的国家之一。从1960年代开始的苏中矛盾，其尖锐化程度逐年加深，这种矛盾已经不仅局限在两党之间，而且发展到了两国国家关系方面。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以至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也已成为既成事实。中苏两党相互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
在这场激烈的宣传战中，中共方面长时间占据着优势，而苏共则处于防守的地位。由于习惯于“铁幕”下稳妥地保护苏联社会免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莫斯科一直担心从东方积极发展起来的“革命思想”可能成为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苏联对中国挑衅性的扩大宣传的反应是迟缓的，而通常是以息事宁人的做法来代替引经据典的争论。
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
到1964年年中的时候，由于害怕“文化联系通道”被中国利用来反苏，苏联甚至被迫暂停同中国在人文方面的合作，以致对苏中的体育交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莫斯科起初的计划是完全中断这种联系，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最终决定不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正如苏共中央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拒绝派遣体育代表团去中国，“可能被中国利用来指责我们破坏文化、体育和其他方面同中国的关系。近一段时期，中国方面并没有在这些领域采取断绝关系的任何措施。所以，我们的拒绝将会成为第一个行动”。然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964年9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文化交流委员会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传达了一个口头声明，即苏联方面同意该委员会暂停在两国间的文化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并且把中国政治路线的改变作为恢复联系的主要条件。
非常特殊却也十分合乎逻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庆典。1964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函。邀请函所附的说明是：苏联可以选择派遣“党政代表团或政府代表团或社会组织代表团”，也可以“完全不派遣代表团”。9月23日，在短暂的讨论之后，特别是在分析了赫鲁晓夫曾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国5周年和10周年庆典的背景，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派遣苏联代表去北京。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派遣的代表团，其等级将是最低的。
苏联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特别是新任领导人又是曾参与苏中争论并导致苏中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人物，因此这引起北京的严重关切是毫不奇怪的。
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S. V. Cher-vonenko）向中共中央请求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近期关系的尖锐化，对于这样的请求可能要在大使馆里等上不止一天才能得到回答，而这次大使契尔沃年科声明，他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结果是10月15日深夜至16日的凌晨，中共中央委员、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接待了大使及其随员大使馆一秘勃列日涅夫（A. A. Brezhnev )和三秘卡列诺维奇(1u. M. Galenovich )。契尔沃年科大使通报了10月16日苏联报纸将刊登苏共中央主席团有关解除赫鲁晓夫现任职务的决定，同时强调说：“苏联共产党在未来将坚定不移地遵循苏联共产党纲领，遵循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按中苏争论的老套路，伍修权在回答中指出，中国对于苏共纲领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表示任何态度，但北京将给出“合理的评价，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从各方面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精神与革命原则的话”。
按照契尔沃年科大使的说法，“伍修权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在这次会谈之前就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我们所通报的实质内容”。尽管如此，北京对莫斯科通报的反应还是谨慎的。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竭力想制定新的行动方针，并同时预测苏联外交政策可能的修正方向，特别是在苏中关系方面的修正。中国的传媒连续几个月实际上停止了反苏宣传，这就很说明问题。莫斯科发现，在中共领导人收到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通报后，北京的广播取消了转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苏信件，取而代之的是在节目中播出了塔斯社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决议。10月17日，中国报刊刊登了中国领导人给新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 1. Brezhnev )和柯西金(A. N. Kosygin）的祝贺电，在此后的许多天里，苏联的所有问题全部从中国的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正如驻北京苏联大使馆在通报中指出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更换后连续10天里，“我们在中国报刊上和广播中没有找到任何评论性的反应……‘现代修正主义’的术语开始较少出现，虽然这一术语在翻译的报刊和转播的电台中保留下来”。
在这些天里，中国还非常关注其他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并分析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观点。同时，北京对那些友好地赞成“流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追随者的预言并不感兴趣，而对欧洲共产党代表的声明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W. Gomulka)的发言—“苏联和中国以及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承担着最重大的责任”，意大利共产党新领导人隆哥（L. Longo)的声明—“当苏联同志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消除分歧时，我们立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及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公报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根据近来在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了评价，都受到了中国的关注。
与此同时，在刚通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之后，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北京还是莫斯科，都把这次事件作为多少改善一下相互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来对待。苏联在事实上竭力尽快消除一切有关改变自己外交方针的可能性的猜想，并在10月16日《真理报》上刊登题为《苏联共产党的列宁路线不可动摇》的社论，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显示其对华关系方针的调整是从求和的愿望出发的。苏联从1964年10月中旬就开始停止了在报刊和电台上的反华宣传，苏联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篇声明是10月19日在莫斯科会见宇航员时公布的，其目的是让中国领导人去考虑苏联政策的变化。除此之外，苏联还讨论了有关苏共准备推迟开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即有关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本来是要抵制中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