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媒重走南侨机工路 华侨后代讲述父辈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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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机工的历史照片（国际在线/李红 摄）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文化中国·2015海外华文媒体云南行”暨第五期中央媒体“走基层·侨乡行”，日前展开了首次在云南重走南侨机工之路的活动。

　　连日来，参加“抗战与华侨”座谈会、拜谒抗战纪念碑、观看南洋机工子女表演的舞台剧、参观抗战纪念馆和滇缅公路咽喉要道惠通桥等活动接连不断，30多位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以及中央媒体的记者们被爱国华侨青年支援抗战的真实故事、南侨机工走过的道路以及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文物深深打动，热泪盈眶，沉浸在缅怀中，而更多时候是抢拍照片，争相提问和记录下珍贵史实和真实故事。

　　1938年10月，中国东南的海陆交通都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时称“抗战输血管”。由于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在国内奇缺，1939年，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受国民政府委托，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南洋华侨青年纷纷踊跃报名，积极响应。槟城华侨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担心家人不同意，化名施夏圭参加机工队回国抗日。临行前，她留给父母一封告别信，后来登载于1939年5月19日《光华日报》新闻版。信中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从1939年2月至9月，南洋华侨机工分15批回国，共3192人，加上从世界其他国家回国的爱国华侨，南侨机工总数超过3260人。

　　今年已经70多岁的南侨机工后代陈金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的父亲陈建文是1939年3月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战的，属于第三批南桥机工。父亲在世时曾经回忆道，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崎岖艰险难行，南桥机工随时面临着包括疟疾、险路、日机轰炸等在内的危险，但为了抢运抗战物资，他们没有退缩，日日夜夜奔波在滇缅公路上，稍不注意，汽车就可能翻入沟崖。早上一起出车的工友们，到晚上收车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人了。有一次她父亲开车在半路上抛锚了，由于他们都随车带有一套行李，她父亲靠着行李在车上呆了好几天，冒着敌机在上面轰炸的危险，终于等来了救援。她父亲对她说，当时想的是，既然义无反顾回国抗战，就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

　　据介绍，当年华侨青年李月美为了参加南侨机工队，女扮男装，直到翻车受伤后才被发现。海内外媒体盛赞她为“当代花木兰”。何香凝女士专门题赠“巾帼英雄”的锦旗，表彰她的爱国行动。

　　抗战结束后，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战死、病亡、失踪的人数达三分之一，回到南洋的占三分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国内的也有三分之一。陈金莲的父亲陈建文由于错过了回去的轮船，最终留在国内，但马来西亚的家人对他无比牵挂。陈金莲含着热泪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归国时30多岁，已经有4个孩子。在她父亲回国参加抗战一年多的时间，在马来西亚的妻子因病去世了，仅仅靠16岁的大姐抚养三个弟妹生活。抗战结束后，每次机工回国，当地华侨报纸都会登消息，她的大姐就带着弟妹到码头去等待，每次早早到码头，一直等到码头的人走完了，还没有见到爸爸。姐弟几个人就抱头痛哭。后来这件事情成为陈金莲父亲一生中最内疚的事情。

　　当年和南侨机工一样告别海外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祖籍国抗战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华侨救护队、慰劳抗日将士队，还有的华侨青年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华侨后代徐宏基的父亲徐新准正是这样的爱国华侨青年。回忆起父亲的经历，他说，他父亲徐新准于1939年从马来西亚罗浮回到祖籍国，他们这一批机工回国前，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南洋联络人员、一位药房经理联系的。他们从马来西亚出发到香港。1939年，宋庆龄、廖承志在香港接见了他们，希望他们把一批海外侨胞捐赠给祖国的药品、抗日军需物质运送到延安。他们接受任务后，先把物品运到越南，然后通过广西、贵州、四川，进入延安，因为当时抗日物质不但有运到国统区的，还有运到共管区的。他父亲到延安后，先后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开过车，后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开车。徐新准说，皖南事变后，他父亲随西南联营社到昆明，解放后一直在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开车。

　　徐新准对记者说，父辈的抗战经历用事实说明了日军侵华的事实，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篡改和否定二战中日军侵华的事实是不能得逞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复活。

　　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专家表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通过亲自回国参战、捐款捐物等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籍)国人民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